最近有兩則新聞可以放在一起,。一則是云南昭通市檢察院以“量刑明顯不當”為理由，就大關縣一官員強奸4歲幼女獲刑5年一案,，依照審判監(jiān)督程序向昭通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另一則是一名在廣東打工的男子因發(fā)表過激的網(wǎng)絡言論，涉嫌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被刑事拘留,，由于情節(jié)顯著輕微，檢察院不予批準逮捕,，該男子獲釋放,。

從表面看,，這兩起案例既無內容上的關聯(lián)性,，所引起的社會影響，受到的關注度也大為不同,，但從結果上,，它們都一定程度地與大多數(shù)人的正義預期相吻合，并且在通往正義之路上,，檢察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以公眾普遍關注的大關縣官員強奸幼女案來說，短短不到一個月時間,，情況幾經(jīng)轉折,。從大關縣法院一審判決郭玉馳有期徒刑5年，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引起各界嘩然開始,，到受害人家屬向大關縣檢察院提出抗訴、大關縣檢察院給出“決定不予抗訴”的回復,，再到受害人家屬向昭通市檢察院提出申訴,，直到前幾天，昭通市檢察院以三點理由認定量刑不當，作出抗訴決定,，一種對當?shù)厮痉ㄏ到y(tǒng)能夠公正審判此案的信心才慢慢確立,。

雖然仍有一些聲音在追問，為什么正義姍姍來遲,，非等到媒體曝光,，也有人為抗訴叫好之余，呼吁調查一審中有無公職人員徇私枉法的情況,，但上級檢察院依照審判監(jiān)督程序提出抗訴的意義不能就此掩蓋,。

抗訴權或者批捕權都是刑事訴訟法賦予檢察機關的基本職權，根據(jù)案件情況,，靈活運用各項權力,，是檢察機關履行司法職責的方式。然而,，進入司法實踐活動,，檢察機關在處理具體問題時，未必能完全依照上述原則,。

國內基層檢察院一直存在對刑事抗訴工作積極性差,，抗訴工作難于開展等問題。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有很多,，如為取得好的考評業(yè)績,，片面強調“抗準”，以改判作為刑事抗訴的唯一標準,，致使應當抗訴案件不敢抗訴,；法院部門保護主義使基層法院判決、裁定已包含中級法院意見,，抗訴改判率低,，影響檢察機關抗訴積極性；刑法法定刑幅度過大,，司法解釋滯后,，不易掌握抗訴標準；上級檢察院對下級檢察院抗訴支持力度不夠等等,。這些原因涉及檢察院,、法院、刑事立法等多個方面,，某種程度上是國家法治水平的綜合體現(xiàn),，不能歸責于一方。但僅就司法系統(tǒng)而言,，公檢法之間重配合,、輕制約的現(xiàn)狀,，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

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公安機關是一種合作與制約共存的關系。面對刑事犯罪行為,，發(fā)揮各自作用,，將犯罪分子繩之以法，是為互相配合,。而互相制約,，則是指其中某個環(huán)節(jié)出現(xiàn)認定或判斷錯誤，都可以通過批捕權,、抗訴權,、再審權等權力的運用，避免與正義,、真相相違的決定出現(xiàn)?，F(xiàn)在的問題是，為了提高效率,，公檢法三方普遍強調合作,，不少檢察院和法院建立起溝通、協(xié)商機制,，它無形中弱化了制衡機制,，甚至限制了制衡機制發(fā)揮作用的可能性。

在已經(jīng)證實的冤假錯案里,，人們總是頗為困惑,，為什么在相關程序立法明確，制衡機制,、所涉部門并不缺少,，可還是會一個環(huán)節(jié)一個環(huán)節(jié)地“接力”錯誤,，讓甚至不難發(fā)現(xiàn)的不公不義成立,，讓無辜者蒙冤，給法治中國蒙上陰影,。聯(lián)系前述現(xiàn)實,，本應防止權力濫用的制衡作用的“失靈”是顯見的。

尋求司法系統(tǒng)內部的制衡,，不是說要排斥合作關系,，更不是追求制衡，反其道地以互相“使絆”為目的,。所謂的制衡,，是以事實和公平正義理念為基礎,，作出符合法治精神的專業(yè)判斷，這是任何法治國家司法正義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