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來到延安,。他看到一種令他驚異的生活方式：毛澤東住在十分簡陋的窯洞里,，周恩來睡在土炕上，彭德懷穿著用繳獲的降落傘做成的背心……從中國革命家極其簡樸的生活中,，斯諾發(fā)現(xiàn)了一種偉大的力量——“東方魔力”,，并說這種力量是“興國之光”,。

“東方魔力”之所以被視為中國的希望,，是因為黨的領(lǐng)袖對儉樸生活甘之如飴,，為的是千百萬人能過上幸福生活。革命時期，“蘇區(qū)干部好作風,，自帶干糧去辦公,，日著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訪貧農(nóng)”,；蘇區(qū)干部與群眾一起開荒種地,、熬制硝鹽、打井抗旱,。這些無不說明,，優(yōu)良作風往往是把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放得最高，為群眾實實在在謀利益,。相反,，不良作風則常常是把一己私利舉過頭頂，事事處處都以謀一己之私為出發(fā)點,。

群眾反映強烈的“四風”問題,，實質(zhì)上都有“利益”的幽靈在作祟,。比如,，無論是不計成本地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還是千方百計地裝腔作勢,、有名無實，都是為了個人圖虛名,、獲實利,；不管是貪圖安逸、飽食終日,，還是紙醉金迷,、朝歌夜弦，都是為了自己得實惠,、圖享樂,。“四風”問題的種種具體表現(xiàn),，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無視群眾利益，而為自己謀利,。

事實上,，中央劍指不良作風的不少舉措，都是從觸動利益的角度切入的,。中央“八項規(guī)定”明令禁止公款吃喝,，要求厲行節(jié)約；發(fā)布關(guān)于黨政機關(guān)停止新建樓堂館所和清理辦公用房的通知，要求5年內(nèi)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樓堂館所,。這樣的嚴規(guī)堵住了一些人的“小九九”,，打碎了一些人的“小算盤”，倒逼一些干部破除一己私利,、維護群眾利益,。然而，在教育實踐活動中,，一些人還沒打算觸動利益這根“弦”,。

在一些人看來，不管是形式主義風,，還是官僚主義風,，說說可以，但要影響到精心設(shè)計的自我形象,，甚至影響到烏紗帽那就不行,；享樂主義批一批不是不成，奢靡之風檢討一下不是不行,，但要觸碰到自己享有的福利,、待遇就萬萬不可。如果把精力都陷在埋頭苦干上,，泡在打基礎(chǔ)的工作中,，秀不了政績，好事可能就輪不上了,；如果把時間都用于下鄉(xiāng),，耗在基層，就沒有時間搞聯(lián)絡(luò),，結(jié)私誼,，久而久之自己關(guān)系網(wǎng)就織不成了?？梢哉f,，破除“四風”之難，難就難在其潛在的種種利益輸送,，已經(jīng)固化為某些人的“盤中餐”,，觸動這些必然會遭到阻撓和反對。

從這個意義上,，解決“四風”問題,，觸及思想固然不可或缺，觸動利益同樣至關(guān)重要,。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出,，“要重重地給患病者一個刺激……使患者為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叫他們治療”,。解決“四風”要起到“出一身汗”的效果，就要從既得利益上開刀,，對脫離群眾的特權(quán)“零容忍”,，觸動那些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擯棄那些群眾反映強烈,、影響干群關(guān)系的官場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