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釣魚島早就是中國臺灣的附屬島嶼

根據(jù)中國歷史文獻(xiàn)記載,，“釣魚島是臺灣附屬島嶼”這一事實，是明確無誤的,。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成書的《日本一鑒》,，由“奉使宣諭日本國”的鄭舜功撰寫。該書明確記錄了從澎湖列嶼經(jīng)釣魚島到琉球再到日本的航路，其中特別記錄釣魚島為中國臺灣所屬：“釣魚嶼,，小東小嶼也,?！毙|島是當(dāng)時對臺灣的稱謂,。上述航路，不僅準(zhǔn)確記錄了釣魚島與臺灣島等島嶼之間的地理關(guān)系，而且明白無誤地指出釣魚嶼是臺灣所屬小島,。《日本一鑒》是具有官方文書性質(zhì)的史籍,，它反映出明朝政府早已確認(rèn)釣魚島列嶼是屬于臺灣的小島群,。

在明清兩代,，臺灣屬于福建省轄地,。光緒十一年（1885）,，鑒于日本和西方列強(qiáng)對臺灣的覬覦和侵略，臺灣防務(wù)形勢嚴(yán)峻,，臺灣在行政上以一府的地位難以應(yīng)對,，清政府決定在臺灣建省。建省以前，釣魚島列嶼作為臺灣府所轄之島嶼納入福建海防范圍,。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閩浙總督胡宗憲幕僚鄭若曾著《籌海圖編》,，其中《沿海山沙圖》中記錄了臺灣、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等島嶼屬于福建海防范圍。萬歷三十三年（1605）徐必達(dá)等人繪制的《乾坤一統(tǒng)海防全圖》及天啟元年（1621）茅元儀繪制的《武備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圖》,，也將釣魚島等島嶼與臺灣島作為同一個防區(qū)劃入中國海防范圍之內(nèi),。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黃叔璥任清政府第一任巡臺御史,，乾隆元年（1736）他“以御史巡視臺灣”身份作《臺海使槎錄》（又名《赤嵌筆談》）,，其卷二《武備》列舉了臺灣所屬各港口，不僅將釣魚島視為中國海防前沿要塞,，而且表明釣魚島在行政上早已屬于臺灣府管轄,。

《臺海使槎錄》是公文文書，其影響甚廣,，此后史家多有引用,，如乾隆年間的《臺灣府志》，基本引用了上述內(nèi)容：“臺灣港口”包括“釣魚臺島”,。類似記載在其他官員的公文文書中也屢見不鮮,，如乾隆十二年（1747），時任巡視臺灣兼學(xué)政監(jiān)察御史范咸著《重修臺灣府志》明確指出,，釣魚島等島嶼已劃入臺灣海防的防衛(wèi)區(qū)域內(nèi),，屬于臺灣府轄區(qū)。同治十年（1871）刊行《重纂福建通志》,，其中《臺灣府·噶瑪蘭廳》載：“北界三貂,，東沿大海……又山后大洋北有釣魚臺,，港深可泊大船千艘,。”類似記載見于余文儀著《續(xù)修臺灣府志》,、李元春著《臺灣志略》以及陳淑均纂,、李祺生續(xù)輯《噶瑪蘭廳志》等史籍中。

此外,，法國人蔣友仁1760年繪制了《坤輿全圖》,，其中《臺灣附屬島嶼東北諸島與琉球諸島》中有彭嘉、花瓶嶼,、釣魚嶼,、赤尾嶼等，把上述各島嶼均置于臺灣附屬島嶼中。日本人林子平1785年出版的《三國通覽圖說》所附《琉球三省及三十六島之圖》,，圖中繪有花瓶嶼、澎佳山,、釣魚臺,、黃尾山,、赤尾山,，這些島嶼均涂上中國色,，表明為中國所有。1809年法國人皮耶·拉比和亞歷山大·拉比繪制了彩圖《東中國海沿岸圖》,，圖中將釣魚嶼、赤尾嶼繪成與臺灣島相同的紅色,，將八重山,、宮古群島與沖繩本島繪成綠色，清楚地標(biāo)示出釣魚臺列嶼為臺灣附屬島嶼,。

綜上所述,，盡管日方力圖割裂釣魚島與中國臺灣的歷史聯(lián)系，并一再否認(rèn)《馬關(guān)條約》中的“臺灣附屬島嶼”包括釣魚島。但大量歷史文獻(xiàn)表明,，中國政府將釣魚島納入臺灣轄下，從海防和行政兩個方面都對釣魚島實施了長期的有效管轄,，釣魚島不是無主地,，而是中國臺灣的附屬島嶼。釣魚島列嶼不僅有中國漁民長期經(jīng)營，而且至少從明代中葉開始就納入中國政府的海防范圍,，由中國政府采取了實際管轄措施。這一歷史事實,，比日本所稱1895年1月內(nèi)閣決定竊據(jù)早了三百幾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