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回鄉(xiāng)，總感因為與泥土親近而踏實,，因為與姐姐們的親情而溫馨,。三個姐姐都是地道農(nóng)民，她們生產(chǎn)的棉花和油菜可用可吃,，但對于作為一名學者的我,，一直搞不明白。其實,，這是中國學者普遍的困境,。面對姐姐們，常捫心自問：以學術為業(yè)的學者,，究竟生產(chǎn)了什么,？在深化改革的偉大時代，學者究竟應該發(fā)揮什么作用,？

自漢代以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華文明從“子學時代”進入“經(jīng)學時代”,，引經(jīng)據(jù)典成為學者的最主要工作。數(shù)千年傳統(tǒng)因襲之下,，現(xiàn)實也總是映照著歷史的影子,。古代學者以“我注六經(jīng)”為志業(yè),，一些現(xiàn)代學者則“我注西經(jīng)”，從“子曰詩云”換成了“歐曰美云”,，言必稱希臘、美國,。聽上去他們都是西學的忠實信徒,，而可悲的是不少人都是“西學原教旨主義”者，西學的精髓“理性”二字則被丟到了九霄云外,。

一切工作的終極目標,，都在于促使人類追尋更加美好的生活。如果說學術工作比其他工作“崇高”的話,，那也只不過是它有機會對社會產(chǎn)生更深遠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學者必須既考慮長遠利益,，也考慮眼前需要,。道理其實很樸素：試想，如果一個人不能解決吃飯問題,，那么讓他考慮長遠利益也很困難,。

“哲學之父”泰勒斯曾因只顧抬頭觀察星空而不慎跌入水坑，被路人嘲笑：不知道算自己的腳步,，又怎么會知道算天上的問題呢,？他還由于貧困而被譏諷哲學無用。于是,，泰勒斯通過氣象學知識預見到橄欖大豐收而提前租下榨油機,，時機一到再以高價轉(zhuǎn)租，獲利頗豐,。以此向那些嘲笑者證明：只要愿意,，哲學家同樣可以賺錢。泰勒斯的軼事啟示人們,，一個民族既要有關注腳下的農(nóng)夫,，同時也需要那些關注天空的哲學家。曾受人尊重的“中國學者”常被公眾調(diào)侃,，原因恰恰是低頭看水坑的學者太多,。

面對復雜的利益和覺醒的民智，學術心靈最需要理性泥土的潤養(yǎng),。具體而言,，理性可分為求是理性和求效理性。前者堪稱科學精神,，是認識世界應有的理性,；后者可謂工程精神,，是改造世界應有的理性。二者本質(zhì)是理論聯(lián)系實際,，強調(diào)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有的放矢,，運用普遍規(guī)律解決具體問題。

羅素有句名言,，“科學能夠告訴人實現(xiàn)某種目標的最佳方式,，卻不能告訴人應該追求什么樣的目標?！闭f到底,，知識來源于經(jīng)驗，而知識的力量就在于其來自經(jīng)驗,、最終又對經(jīng)驗進行改良,。遵循求是理性來認識世界，同時葆有求效理性去改造世界,，學術的意義才能得到進一步的詮釋,，而學者的價值也才能得到更好的體認。

理性固然不是人類生活的全部,，但誠如有人所言,，倘若一個國家的學者都不進行理性思考，難道還要寄望于別的群體去承擔責任嗎,？站立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沐浴著全面深化改革的陽光，讓“理性之思想”升華為集體共識,，將精力專注于認識自然,、社會和人，當此之時,，中國學者才可謂抵達真正的自主,，也才可謂找準了自己的價值坐標。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