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廣州越秀法院對9件危險駕駛案進行了公開宣判,，其中池某因酒后駕車送生病女兒去醫(yī)院就診，且有病歷佐證,，被判犯危險駕駛罪,，免予刑事處罰，頗受關注,。

“醉駕送女就診”,，就可獲免刑，這是否公平,，值得商榷,。雖然從情理上說，法院這種判處很人性化,、很溫情,，池某的醉駕行為也沒有造成人員、財產(chǎn)傷害,，因而對其網(wǎng)開一面,。但就池某的醉駕行為本身而言，能否免刑尚存在著爭論的余地,。首先,，池某明知自己醉酒，還駕車外出,，相信其本人應該充分預料到了醉駕的結果,。換句話說，他愿意用“刑事處罰”來換取“送女兒去醫(yī)院”,。對這種主觀上的明知故犯免予刑罰,，有悖法律本義；其次,，即便從人情倫理角度來說,，也應考慮到其女兒的病重程度,。倘只是一般的感冒類小病，則完全不用冒著醉駕的風險,，那么其醉駕行為理當受到嚴懲,。而倘若其病情相當嚴重，必須立即就診,，不容耽誤,，那么在量刑時從輕處罰則情有可原。然而,，在此案例中,，并沒有就此特別說明，因而,，量刑的理由顯得并不充分,；再次，因為送女就診,，醉駕就可以免刑,，對其他醉駕入刑者、對行人而言,，有失公平,。同樣是醉駕行為，同樣對行人存在著潛在的風險,，不宜因為醉駕者的行為初衷不同而區(qū)別對待,。

醉駕入刑之所以威力大，就在于其法規(guī)條文簡潔明了,，一視同仁,，沒有留下尾巴，堵死了被權力扭曲的通道,。如今，醉駕免刑的口子一旦被打開,，其作為“判例”所帶來的示范性影響不可小視,。考慮到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醉駕免刑還應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