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有京劇,、水墨等國粹，但只有書法最在傳承意義上接近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魂。伴隨文字一起誕生,，書法見證了全部中華民族信史的書寫,。在古代文人與官員高度統(tǒng)一的社會結構里,，書法成為附著于語義之上的審美標識,，甚至成為品評人格高下的參考依據(jù)。士大夫共同的精神基礎和相似的社會處境,，沉積成深厚的文化土壤,，滋養(yǎng)出蔚然大觀的書法生態(tài)。

書法沒而書法家出,。古代士大夫齊上陣的環(huán)境下,，沒有“書家”這樣的詞匯。清末以來,，現(xiàn)代文化不斷涌入,，沖刷書法生存的基礎。而在簡體字改革,、機械輸入法普及之后,，書法就幾乎喪失了全部寄托的對象。書法成為小眾的同時,，書法家作為文化現(xiàn)象開始出現(xiàn),，而藝術的扭曲也由此發(fā)端。

現(xiàn)代社會里,，書法生存的途徑不外乎三種,。第一種，空谷幽蘭,，曠野綠洲,。盡管不存在大面積深厚的文化土壤，那么就靠著家學,、師傳等微觀方式來有所成就,，成長為當代書法大師。啟功,、歐陽中石等老先生屬于此類,。第二種，懸崖罅隙,，貧瘠生長,。書法或成為博雅教育的一部分，在孩子們當中作為興趣愛好普遍培養(yǎng),；或成為怡情養(yǎng)性的手段,，在老年人圈子里蔚然成風。相比古代文人精神的滋養(yǎng),，這種土壤肥力不高,。補救的手段在于“施肥”：小升初、初升高的過程中“書法好”有降低錄取門檻的功能,。孩子們水平越來越高,，當上藝術特長生越來越難，可背后支撐的并不是同步上揚的人文精神,。這是一種變異,。

第三種方式，那就是嫁接權力,，依附官僚,。從前文官，書法漂亮的比比皆是,。像顏真卿,、趙孟頫等幾位大家，官至正部級甚至更高,。但這發(fā)生在學而優(yōu)則仕的古代,，不足為奇。如今則顛倒本末,，官而優(yōu)則書,，顯然就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現(xiàn)代職業(yè)官員,，并不需要四書五經科舉取士,，而是要具備現(xiàn)代化的思維方式和施政才能，屬于社會科學的范疇,，和審美,、藝術就脫節(jié)很大了,。所以負責招商引資的副市長同時還能寫一手好行書，就不像清朝戶部右侍郎擅長瘦金體那么理所當然,。而官員整體出產“書家”的比例,，也不應明顯高于其他群體。然而,，有人統(tǒng)計,，全國省級書法協(xié)會里面，數(shù)十家主席由官員擔任,。

更有甚者,，官員的書法愛好成了別人辦事的突破口，而官員自己還樂此不疲,，那么書法就徹底淪為毒水灌溉的苗子,，即便水平再高也顯得面目猙獰。地廳級領導題字,，下屬奉為至寶,；省部級領導揮筆，各地樹碑鐫刻,。衍生而來的怪現(xiàn)象之一,，當權官員的平庸之作也賣高價，是典型的“雅賄”,。怪現(xiàn)象之二,，大人物一夕倒臺，各方里馬四處消滅“墨寶”,，收起字幅,，涂紅浮雕，削去碑文,，全然不顧當初“進貨價”不菲,。毒水一旦撤掉，大量的官員平庸字跡就落入真空,，只有立刻枯萎,。

“非獨書為然，天下物皆然”,。繪畫,、攝影、音樂,、工藝品等領域,，只要和權力沾上邊，也都會淪為裝飾品，常常還很廉價,。生態(tài)環(huán)境發(fā)生了變化,，物種也要進行適應。

解決的辦法很顯然：限制權力,，合理施肥,。光發(fā)文勒令各地書法協(xié)會去官員化固然有些作用，但不以協(xié)會為媒介的平庸書法交易卻不可能禁制,。從書法端發(fā)力只能是開始，從權力端推進才是正經,。但即便如此,，這也只是“堵”，治標,。我們需要利用其他良性手段為書法培育更好的生存環(huán)境,，不光用“升學”這種單一的化肥，更多是要喚醒沉淀于民族底色里面的擔當精神,，承接書法的古風,，然后再圖新千年的突破，這是“疏”,，治本,。權力應當拜倒在藝術的石榴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