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常讀國際新聞，對于新加坡這個國家恐怕印象會不錯,。如果你英文夠好,，即使翻遍西方主流媒體，恐怕也找不出多少批評新加坡的文章,。

問題是,，新加坡真的好到沒有缺陷,？西方媒體怎么會放過這樣一個“有民主，無自由”的國家,？其實是媒體不敢,。之所以不敢，是因為李光耀從他執(zhí)政起,，就開始了和媒體孜孜不倦的斗爭。

在1959年第一屆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大選前,，面對仇視該黨的英文大報《海峽時報》,，李光耀公開表示，如果贏下大選,，“必會跟他們算這筆賬”,。30多年后，李光耀回憶道,，“我們在大選中告捷,。《海峽》的東主和高級編輯一并遷移到吉隆坡”,。

對付國內媒體只是小試牛刀,，馴服來自西方的主流媒體，才顯示出李光耀的過人之處,。

李光耀在1986年決定,，對涉及新加坡內政的外國報刊，執(zhí)行限制銷量或發(fā)行量的法令,。這里面有著一個劍橋一等畢業(yè)生的精明：首先,，這些報紙沒有被封禁，而是減少銷量,，至于減少到多少,，那就不好說了；其次,，你做涉及新加坡政治的報道也沒關系,，只要你愿意原文照登我的答復信，那還是好同志,，只是,，你敢登嗎；再次,，銷量給你砍下來是沒錯,，但是我沒說讀者不能復印你們的文章啊，所以你們的閱讀量有可能還是很高的嘛,。

第一個撞槍口的是著名的《時代》周刊,。在報道了一名反對黨議員的新聞后,，李光耀的新聞秘書去信更正報道中不符事實之處。然后《時代》的銷量從1．8萬本被一路砍到9000本,。8個月后,，答復信原文照登。在《時代》雜志獲得“聽話技能”后,，很多西方媒體都學會了這項技能,，有好幾家還付出數(shù)十萬美元的學費。

李光耀的一句話頗為語重心長：“如果我們不站起來回應外國媒體的抨擊,，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記者和學者們，便會相信自己的領袖不敢辯駁或辯不過人家而不尊重我們”,。

西方歷史上曾經形成報刊的四種理論,，其中自由主義理論到今天依然對世界有著深遠的影響。李光耀對于這些理論在新加坡的適應程度不以為然,。接受過西方專業(yè)法律訓練的他,，能把相關問題轉化成具體的法律問題，也能在道德上,，通過鉆研對方的缺點,，有的放矢。

李光耀說,，報刊的擁有者和記者們,，不具有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的權限，因為與新加坡的部長們不同,，他們不是民選的,。這就意味著，他們不具有對政治指手畫腳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