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控煙手勢”看公共治理的轉(zhuǎn)變

劉孫恒

人們歡呼“史上最嚴”控煙條例的新鮮出爐,，但對“不可以”,、“我介意”,、“請停止”等三種控煙手勢卻頗有微詞,，認為其有些矯情，有形式主義的嫌疑，倒不如“甩開膀子”，嚴格執(zhí)法，予以重典,。

可事實果真如此嗎？首先必須厘清，推出“控煙手勢”本就不是以其作為禁煙的主要手段,，“控煙手勢”只是個助力,，它只是為方便后續(xù)的手段。如果人們不聽此忠告,，那么,，“違者將被處以個人最高200元，單位最高10000元罰款”等實質(zhì)性懲罰就會立馬登場,。

再來分析由“控煙手勢”帶來的益處,。首先毫無疑義的是，職能部門推出3種“控煙手勢”,，由市民投票來決定采用哪一種,，同時吸引輿論關(guān)注熱議，最起碼為接下來的“史上最嚴”的控煙條例的實施,，做好了鋪墊,。畢竟，形成一種控煙的氛圍,，讓人們心中有了“公共場所吸煙要被罰”的意識,，接下來的工作也就好開展了。其次,，由市民們來決定采用哪種“控煙手勢”,，既可提高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為公共問題的紓解做加法,，也是公共治理方式轉(zhuǎn)變的體現(xiàn)，預示著以往那種大包大攬的治理方式開始被掃進歷史的垃圾桶,。

由此可見,，“控煙手勢”非但不是一種形式主義，反而是公共治理轉(zhuǎn)變的注腳,。對于公共問題,，主政者不再以軍事化思維來治理，不再只側(cè)重結(jié)果而忽視過程,，而是在著重多元主體參與和充分協(xié)商的同時,，注重治理程序的規(guī)范性、有效性,，從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來思量,，顯然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體制”的具體表現(xiàn)，無疑值得鼓掌,。

是的,，“我國成年吸煙人數(shù)已超3億，男性吸煙率達52.9%，居于世界前列?，F(xiàn)有13~18歲青少年吸煙者約1500萬,，嘗試吸煙者超過4000萬，青少年吸煙率達11.5%,。與之同時,，則是我國每年有約百萬人死于與煙草相關(guān)的疾病?！滨r明的數(shù)據(jù)直指控煙的失敗,，讓我們對禁煙的落實早已迫不及待。而“無煙奧運”,、“無煙世博”,、“世界無煙日”等等一場場雷聲大雨點小的控煙運動，以及那一聲聲止于高分貝的有關(guān)“最嚴控煙”的宣稱,，讓我們再也無法忍受任何擺姿態(tài)或隔靴搔癢的控煙之舉,。然而，諸多殷鑒表明,，控煙缺乏健全的制度體系兜底,，希冀畢其功于一役，譬如采取重罰的方式,，最終往往會被現(xiàn)實的困境消解于無形,。故而，只要有助于禁煙的任何努力都應該得到掌聲,，“控煙手勢”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