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京滬等多市進行區(qū)劃調整,,并區(qū)合署后,大量干部安置成最大問題。北京一名區(qū)公務員表示,,干部分流主要有三種方式:調入市里,、外派學習、勸退休,。這名公務員表示,,合署辦公后,效率有所提升,,但是晉升幾率變小了,。(7月5日《中國經(jīng)濟周刊》)
區(qū)劃調整,這是城市發(fā)展中的必然,,它如同歷史的碎片,,拼接起一座城市生長發(fā)育的軌跡。在整合資源,,優(yōu)勢互補的同時,,并區(qū)合署也面臨著機構精簡、干部安置的挑戰(zhàn),。對此,,各地大抵采用三種形式分流干部,調到市里,,派出學習,鼓勵提前退休,。不過,,這些做法更像是一種權宜之計,“治標不治本”,。被調到市里可能造成壓力轉移,,增加上級財政負擔;派出學習只是延緩安置,,將來還要重新面對,;提前退休的分流作用有限,且容易造成抵觸情緒,。此外,,對于那些留用的干部,崗位的減少使得晉升幾率更加渺小,,容易會加劇“天花板”現(xiàn)象,。
與其煞費苦心安置分流,不如盡快建立公職人員退出機制,。能進不能出,,一直都是我國干部人事管理的痼疾。在目前我國公務員隊伍五大“出口”中,除了“退休,、調出”外,,“辭職、辭退,、開除”都可以視為過錯追究機制,。這種狹隘的制度設計,一方面由于“過錯退出”的底線太高,,難以將那些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大錯不犯庸碌無為的干部清理出去;另一方面,,一些專業(yè)特長,、性格特征更適合于其他行業(yè)的優(yōu)秀人才,有所顧慮而不敢主動退出,,從而造成公務員隊伍的自我封閉和人才資源的閑置,。
在美國公務員體制中,有一個“旋轉門”機制,,個人可以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雙向轉換角色,。2008年,中共中央在《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0年工作規(guī)劃》中首次提出了建立公務員正常退出機制的問題,。這對于進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推進干部能上能下、能進能出,,充滿活力的用人機制建設,,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隨著大規(guī)模區(qū)域調整的到來,,公職人員退出機制需要擔負起分流干部的歷史使命,,不能再“只摸石頭不過河”了。
首先,,推行公務員聘任制,,打破“鐵飯碗”。通過聘任制管理,,能夠讓一些觀念陳舊,、素質低下、人浮于事的公務員落聘,,從而優(yōu)化公務員隊伍,,解決公務員隊伍臃腫問題;同時,,聘任機制管理下的公務員具有危機感,,勢必大大激發(fā)公務員愛崗敬業(yè),、忘我工作的積極性。
其次,,健全社會基本保障,,解決后顧之憂。人員退出必然涉及到流動生存問題,,如養(yǎng)老,、醫(yī)療、失業(yè)等基本保障,。目前公務員的社會保障還游離于整個社會之外,,基本上是計劃體制下的單位保障或國家保障,不利于公務員的正常退出機制的建立,。只有把退出保障政策和利益補償機制統(tǒng)一納入社會保障制度和失業(yè)救濟的范疇,,減少公務員對崗位的依賴,“出口”才能真正通暢,。
此外,,加強政治文化建設,營造寬松環(huán)境,。幾千年封建“官本位”思想的浸染,,使得人們習慣于把公職人員的“下調”和“退出”與犯錯誤、受懲罰等同起來,,加大了公務員選擇退出的機會成本和心理壓力,。亟待加強公民政治文化和責任文化建設,淡化“官本位”思想,,培育行業(yè)平等,、進退自由的公民文化,在政府用人機制中導入市場理念,,為合理退出機制提供寬松的輿論氛圍。
公務員隊伍被稱為“人才抽水機”,,精英潮水般涌向行政體系,,是一個社會健康發(fā)展的暗疾。建立公職人員正常退出機制,,意義不僅限于區(qū)劃調整安置干部的現(xiàn)實需要,,對于緩解公考熱,加強人才的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更具有深遠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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