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作海冤案無疑是最近輿論的焦點,。這個歷時11年的冤案也給了公眾一個反思我國司法體制,，以及輿論監(jiān)督與司法互動關系的機會。
之前,，筆者曾發(fā)表《刑拘“趙作海案”警察,，又一次違法的開始,？》一文(5月14日《東方早報》)認為，刑拘11年前刑訊逼供趙作海的警察,，引來公眾的喝彩聲一片,，但這可能蘊含著一個嚴重的法律錯誤，甚至可能是又一次違法的開始,。因為《刑法》第87條明確規(guī)定：犯罪的法定最高刑為不滿5年有期徒刑的,，經(jīng)過5年后就不再追究。而《刑法》第247條規(guī)定：刑訊逼供罪的最高刑為3年,。即刑訊逼供罪的追訴時效為5年,。所以，11年前的趙作海案原則上已經(jīng)超過法定追訴時效,，司法機關不能追究這一罪行,。除非有法定的例外情節(jié)，如：趙當年已經(jīng)提出控告,，而沒有立案,；三名警察還有其他罪行尚在追訴時效之內等等,。結果受到網(wǎng)民海量的“板磚”。為什么司法機關一個有明顯違法之嫌的決定,，卻得到多數(shù)人的支持呢,？是民意錯了嗎？問題出在哪里,？
而且，筆者還發(fā)現(xiàn)趙作海的冤案形成,，正是一步步走在公權迎合“民意”的異化之路上,。
11年前，當?shù)鼐锇l(fā)現(xiàn)無名尸體,，為“保護人民群眾安全”,，公安系統(tǒng)內部有所謂“命案必破”的規(guī)定，結果趙作海受到了警方殘忍的刑訊逼供,，屈打成招,。
2002年全國范圍內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清理超期羈押的工作，當年河南省的成績斐然,，“到2002年底,，河南省清超5000余人，遺留超期羈押案件20余人,，基本實現(xiàn)無超期羈押”,。這5000個“清超”人員中就有趙作海。當時趙案由于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陷入不審不放人的僵局，超期羈押兩年,。為了應付這次大清理,，當?shù)卣ㄎ`背“疑罪從無”的法理，強行決定給趙定罪,。
當然,，錯不在公眾要求警方偵破刑事案件，錯不在公眾要求清理超期羈押,，而是在于民意常常以“民憤極大”的極端形式出現(xiàn),，高層往往將此作為一項考核指標層層下壓到基層，基層又出于對上級負責的權力邏輯,，不惜一切手段完成任務,。
所以，公眾要求“命案必破”,，結果是刑訊逼供,；公眾要求清理超期羈押,，結果趙作海被定了罪；公眾要求追責冤案,，公權力就可能突破法定追訴時效,，去刑拘當年刑訊逼供的警察……民意永遠正當合理，卻在權力的運作過程中變形,、扭曲,，最終民意異化為反民意。
這其中有著深層的原因,，非一日之工可解,。目前作為有責任的媒體和公民，在與政府行動的互動中,，應對司法運作,、政府能力和責任有理性認知，權衡政府行政,、司法政策的利弊得失,，最終使民意與政府行為良性互動，而不是呈現(xiàn)出趙作海案里那種惡性循環(huán),。
以刑事犯罪的破案率為例,，媒體、政府不應當無限制強調“命案必破”,、以中國的高破案率為榮,，這都是有代價的，有必要向公眾解釋清楚,。比如據(jù)官方通報,，2005年我國殺人案件的破案率達到87.2%，已接近日本,、德國的破案水平,，超過了英國(87%)、美國(63%),。這個光鮮數(shù)字背后的事實是：個別基層警方的刑訊逼供,，車輪戰(zhàn)、疲勞戰(zhàn)等層出不窮,；個別地方的警方為了追求高破案率,，搞“不破不立”、“先破后立”(即不破案子就不立案,、先破案子后立案),。作為輿論理性回饋政府行為的起點，信息應該是多元化,、多維度的,；而傳統(tǒng)戲劇式的“非黑即白”的正義觀是反現(xiàn)代法治精神的,。所以理性的公共輿論意見，不應要求警方“有案必破”,，必須認清警方有時候真是“無能”為力的,；相反，如果警方真的是“有案必破”,，那么傷害的還是公民的合法權利,。
現(xiàn)代法治是多維的，有利弊得失的,，它不是萬能的,，它只能以最大的程序正義保障正義的實現(xiàn)，但不能絕對杜絕冤案,，也會放走壞人；并且法治的觀點常常與公眾的意見是相左的,。我們愿意承受這樣的“法的精神”嗎,？法治是一個理性民族的成熟標志。希望對趙作海冤案的思考不要僅停留在“殺人償命”的表面,。
(作者系上海法律工作者)
- 2010-05-15面對“大只路”,，請細讀民意
- 2010-05-08權力漠視民意才會淪為虛擬世界的棄兒
- 2010-04-30“山寨民意”不是“山寨世博”替身
- 2010-04-15面對“大只路”，請細讀廈門民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