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瑛法師曾組織僧侶救護隊支援抗戰(zhàn),，并下南洋籌募善款

日后，日本侵略中國,，期間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幾近中斷,，涌泉寺住持圓瑛法師在蘇滬積極組織僧侶救護隊支援抗戰(zhàn)。

本性法師告訴記者,，早在民國廿六年（1937年）,，圓瑛法師就組織召集蘇滬佛教界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等待戰(zhàn)時之用,，經(jīng)訓練月余，“八·一三淞滬會戰(zhàn)”發(fā)生,。

僧侶救護隊就用卡車,，運載災區(qū)難民和傷兵，送至上海各收容所,，及佛教醫(yī)院,，一時間得到各界人士的贊賞，直到上海淪陷之后,，僧侶救護隊隨軍由滬沿途至南京,，達漢口，繼續(xù)從事救護,，但當時戰(zhàn)時紛亂,，各處收容所經(jīng)費甚緊，十月間,，圓瑛法師親自前往南洋馬來亞半島,，募集醫(yī)藥費，以資接濟,。隨后圓瑛法師與徒弟明旸法師一起前往新加坡等地籌募善款,，組織第二第三僧侶救護隊，皆得償所愿,。

但在1939年秋,，圓瑛法師正在圓明講堂主持法事活動,，日本憲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圓瑛法師和明旸法師，但他們始終毫無畏懼,，經(jīng)多方營救,，才最終脫險。因為忙于抗戰(zhàn),，圓瑛法師甚至無暇打理涌泉寺,。東南快報記者在福建省檔案館內(nèi)，查詢到一份于1946年5月份呈交,，名為《鼓山涌泉寺寺產(chǎn)被敵搶掠請求救濟》的資料檔案,，當時的鼓山涌泉寺住持虛云法師向國民政府申請救濟，內(nèi)文寫道,，涌泉寺因日寇兩度入侵福州而鼓山首當其沖,，“僧等本國民之責即前住持圓瑛和尚奔走南洋群島募集巨款，創(chuàng)辦僧侶救護團并設難民收容所于戰(zhàn)地之后方收容戰(zhàn)區(qū)難胞,，故對本山僧眾生活以及物資生產(chǎn)不能兼顧”,。

虛云法師述及，青年僧侶只得以勞力開墾耕作,，來維持生活,，淪陷期間也參加省會有志青年支持抗戰(zhàn)，但因敵人劫掠生產(chǎn)物資及財物,，致使眾僧處于極其困難的境地，即便到上世紀五十年代,，胡善美回憶當初在寺廟內(nèi)與眾僧一同生活時的情景,，也覺得寺內(nèi)艱苦，僧侶很清貧,，自己飯也不敢多吃,。

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涌泉寺時常有一些日本游客前來參觀,，照看藏經(jīng)殿的智和法師對此仍然小有警惕,，通往鼓山的道路也比以前更為通達。這個掩映在青山綠水之中的古廟,，在民族危難之時,，不惜介入到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里，即便寺廟曾被敵兩次劫掠,，“更以威脅行動之自由”,，但僧侶們依然堅持民族大義，正如虛云法師對威脅所做出的回應,，“僧本佛陀無畏之精神終不屈服,，艱苦響義以期國家與宗教共存亡,，矢志不敢稍逾移”。

圓瑛法師年譜

圓瑛（1878－1953年）法號宏悟,，別號韜光,，又號一吼堂主人。是福建古田縣人,。18歲在福州涌泉寺禮增西上人出家,。先后師從各禪宗名師，廣獵大小乘諸經(jīng)論,，對《楞嚴經(jīng)》造詣尤深,。1934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圓明講堂后,，就常住講堂講經(jīng)說法,，著書立說。1942年在圓明講堂舉辦了圓明楞嚴專宗學院等,，刊印圓瑛法師所著《楞嚴經(jīng)講義》等20余種經(jīng)書,，并設蓮池念佛會，培植僧才,。

圓瑛法師也是位愛國的高僧,。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寫下了“出世猶垂憂國淚,，居山恒作感時詩”,，通告全國佛教徒，啟建護國道場,。同時致書日本佛教界,，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他召開中國佛教會理監(jiān)事緊急會議,，號召全國佛教徒參加抗日救國工作，并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qū)救護團團長,，召集蘇,、滬佛教界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積極進行救護抗日傷員工作,。“八·一三”淞滬會戰(zhàn)開始后,，這支僧侶救護隊,，出入戰(zhàn)場，救護傷員。還把圓明講堂開辟為難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醫(yī)院,、掩埋隊，從事救護收容工作,。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圓瑛法師兩次攜徒明旸法師到新加坡等地，組織華僑募捐委員會,，借講經(jīng)說法機會宣傳救國道理,，提倡“一元錢救國運動”，廣大僑胞踴躍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運動。

1939年秋,，圓瑛法師正在圓明講堂主持法事活動,，日本憲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圓瑛法師和明旸法師，經(jīng)20多次審訊和恫嚇,，法師都鎮(zhèn)靜自若,，閉目打坐，表現(xiàn)出中國佛教徒的民族氣節(jié),。1949年,，圓瑛法師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弟子都勸他飛往南洋,，在那里為他重建比上海圓明講堂大十倍的講堂,，圓瑛法師回答說：“我是中國人，生在中國,，死在中國,，決不他往!” 根據(jù)明旸法師主編的《圓瑛法師年譜》等相關(guān)著作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