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山西呂梁孝義市交通運輸局辦公室副主任王震私用公車,，醉駕撞死2名礦工之子后逃逸，事后投案,，稱不知自己撞了人,。之后，呂梁市檢察院指控其犯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呂梁市中級法院審理后,，認定該罪名不成立，僅以交通肇事罪判處王震有期徒刑5年,。2017年4月10日,，呂梁市檢察院向山西省高院提起抗訴。同日,，2名孩子的父母也提起了附帶民事訴訟的上訴狀,，要求改判,。

飲酒駕車，特別是醉酒駕車嚴重威脅到他人和自身的生命安全,，甚至將危及公共安全,。目前，現行法律以駕駛者血液酒精含量的標準制定了雙重懲罰標準,，酒精含量達到20mg/100ml但不足80mg/100ml的,，屬于飲酒駕駛，涉及行政處罰,；酒精含量達到或超過80mg/100ml的,，屬于醉酒駕駛，涉及刑罰,。

201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明確規(guī)定了危險駕駛罪：“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jié)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边@里的“構成其他犯罪”，主要就是指交通肇事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這三種罪名在量刑上存在較大差異，危險駕駛罪頂多判處1年拘役,。交通肇事罪只有是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才能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的即便產生了再大損害也只能定3到7年有期徒刑,。而若是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即便尚未造成嚴重后果，也將定3到7年有期徒刑,，若是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則將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遺憾的是，對于三種罪名的區(qū)別,，立法與相關司法解釋中均并未明確,。最高法曾在2009年制定過《關于醉酒駕車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的意見》,，表述也較為模糊：“行為人明知酒后駕車違法、醉酒駕車會危害公共安全,，卻無視法律醉酒駕車,，特別是在肇事后繼續(xù)駕車沖撞，造成重大傷亡,，說明行為人主觀上對持續(xù)發(fā)生的危害結果持放任態(tài)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對此類醉酒駕車造成重大傷亡的,，應依法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明確司法標準的缺失不僅給司法實踐帶來了不便,，也直接導致了每每遇到相關案件,，司法者無論如何做出裁判，都或將招致某一方乃至社會公眾及輿論的質疑,，嚴重影響司法公信力,。正如此案中，一審法院與檢察院在法律適用上有較大分歧,。

客觀上講,，每個人對于酒精的敏感度是不一樣的，我們顯然不能去檢測酒駕者的 “酒量”,，來判斷酒駕者因飲酒而失控的控制能力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而需要從酒駕者的其他行為中去倒推。而其中最為重要的標準則是酒駕者是否存在其他嚴重交通違法行為,。

通常情況下,，一個能夠控制自身行為的正常人顯然并不會去從事嚴重交通違法，若是酒駕者在整體駕駛過程中,，存在多次闖紅燈,、嚴重超速、逆行,、逃逸后再肇事等嚴重交通違法行為,，則無論其酒精含量是否構成醉駕，均應當在法律上推定其已經無法控制自身的行為,，并讓公共安全處于了危險狀態(tài),。如此才符合法律嚴懲酒駕的初衷。

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司法公正,，最重要的就是賦予司法者更為直接,、明確的裁判依據與標準。有權機關有必要對于酒駕的定罪標準進一步厘清,，并以立法或者司法解釋的方式確定下來,，不僅為司法者提供裁判尺度,，讓他們更有能力以最接近法律原意的方式去裁判，同時,，更能減少人們對相關司法案件的質疑,，維護司法的權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