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年以來,，中國古典文獻特別是中國哲學被譯成西方語言,，一開始就被套上基督教的神學框架，這種“基督化”的烙印至今隨處可見,。漢英詞典中對于中國哲學詞匯有不少譯法欠妥,，卻長期被奉為規(guī)范，誤導后學,。要克服西方人對中國哲學的不準確理解甚至是曲解,，就必須準確翻譯中國哲學詞匯，讓中國哲學講中國話,。

英籍奧裔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曾說過,，語言的界限就是我們世界的界限。而西方現有對中國哲學詞匯的翻譯,，沒有準確傳達中國哲學所秉持的宇宙觀,。人們在進行翻譯時首先應意識到,，這一工作是在面對一種與自身不同的世界觀。中國哲學詞匯與西方哲學概念所傳達的世界觀相去甚遠,，用西方哲學概念難以完整表達中國哲學詞匯的意義,。例如，說到儒家倫理,，古漢語就沒有對應于西方“ethics”或“morals”的詞匯,；再如，當代西方流行的 “freedom”（自由）,、“right”（權利）,、“autonomy”（自主）、“individual”（個體）,、“rationality”（合理性）、“democracy”（民主）,、“private”（私人）等,，在古漢語中也找不到對應的詞。正因如此,，歷史上西方耶穌會教士與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的溝通交流都不成功,。

西方當代哲學家對中國哲學的態(tài)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對中國哲學很感興趣，希望了解,；另一方面又不愿將中國哲學視為一種嚴肅的哲學探求,，不承認它作為哲學學科的地位。這在一定程度上可歸結為翻譯者們對中國哲學詞匯缺乏深入理解,，其翻譯的中國哲學著作難以讓西方的哲學專業(yè)人士準確把握,。做翻譯和進行文化比較一樣，都不能一廂情愿和簡單化,，而必須堅持主觀與客觀相結合,，這是原汁原味地理解對方文化的一種必要意識。比如,，對待儒家的“角色倫理學”,，我們首先需要做的是讓儒家倫理學從西方倫理學的語境中脫離出來，使它返回到自己的語境中去,，讓它自己講述自己,。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找到儒家倫理學本身的語境,，即先看它的漢語版本,，找出它的核心倫理詞匯，想辦法弄懂它們說的是什么,。也就是說,，第一步是先讓儒家倫理學顯示自己的“主體性”,，第二步再把它放到與別的哲學傳統(tǒng)對話的位置。

在翻譯和文化比較中堅持主觀與客觀相結合,，一方面需要利用西方的經驗,，另一方面需要還原出一個語境，即中國哲學敘事說理時的情景,。只要我們想對中國哲學傳統(tǒng)有一個較為原汁原味的理解,，就必須把那些情景考慮進去。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哲學經典《易經》所提供的自然宇宙觀詞匯對我們進行中國哲學詮釋具有基礎意義,。在這個詮釋語境中，中國哲學文化能夠以自己的詞匯講述它自己,，從而顛覆以往很多西方人的翻譯,。它告訴我們：儒學是“準無神論”的；儒家所說的“天帝”,，不是西方人頭腦中的“天主”或“上帝”,，中國智慧不需要上帝這個理念；儒學的“倫理道德”,，不具有西方基督教的神性,；儒學中的“人”是關系性的，而不是個體性的,；中國社會是社群社會,，西方的自由主義在中國哲學傳統(tǒng)中沒有位置；中西哲學傳統(tǒng)講的“超越”,，內涵和實質存在重大差別,；西方哲學追求“絕對真”，中國哲學探求的是“道”,；現代中國成功避免了全盤西化的最糟糕結果,，而繼承了儒學中“生生”“仁民”等眾多合理要素；等等,。

（作者為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主席,、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原文為英文,，田辰山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