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這使得民法典編纂再次成為學界和社會關注的焦點。當前,，在我國民事立法已相對較為完備的背景下,，怎樣認識民法典的價值，依據什么樣的理念編纂民法典,，直接關系到民法典編纂的質量,。

追溯世界范圍民法法典化的歷史，可以發(fā)現民法典具有多種不同層面的價值,，宏觀上比如維護法治統(tǒng)一,、弘揚私法自治理念、對分散的民事法律進行系統(tǒng)化匯編等,，微觀上比如對社會中相互沖突的利益目標進行權衡協(xié)調等,。因此，民法適應日新月異的社會實踐,，在很多時候會超出法律規(guī)范形式的限制,。在司法實踐中，許多國家確認,，在民事訴訟中如果出現法無明文規(guī)定的情況，法官可以提出相應判決根據,；或者即便法有明文,，如果適用于個案會導致明顯不公平的結果，法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拒絕適用,。這樣,，就使得法律的確定性與正確適用之間存在一定的緊張關系。民法典的重要價值在于,，它本身規(guī)定了協(xié)調上述緊張關系的技術,，并隨著這種技術的應用推進民法在實踐中發(fā)展。

很長時間以來,，民法學界把民事權利理解為一種主客體作用關系,，并依據權利客體性質來處理權利義務關系，權利的效力內容被認為是由客體的自然屬性所事先規(guī)定的,。比如,，人們認為物權是一種具有支配力量的權利，是因為物權客體是無生命的物,，人們可以控制這些物,。相反,，由于債權的客體是人的行為，為了防止出現對債務人人身的支配,，債權便只具有請求的力量,。推而廣之，當事人可以獲得怎樣的法律救濟,，由權利類型所決定,，并最終歸因于權利客體的自然屬性?；趯嗬@樣的理解,，要實現從債權人到物權人身份的轉變，關鍵在于建立起對物的主客體關系,。這種關系的建立最終被歸結為一種特別的形式要求,，如動產的交付、不動產的登記等等,。如果不具備這種形式,，在交付或登記之前，權利主體在法律關系中始終只能以債權人身份出現,。

將當事人的法律地位系于客體的自然屬性,，這種制度安排有一定道理，有利于維護物權關系穩(wěn)定,，但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會經濟,、文化、道德等因素對法律的影響,，使得對權利的法律處置過多依賴權利客體性質,。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為例，《物權法》生效以后,，土地承包經營權在性質上由合同債權轉變?yōu)橐豁椢餀?。這一權利類型轉變顯然并非因為客體發(fā)生變化，而是立法者出于加強承包人法律保護的考慮改變了立法選擇,。這一改變意味著,，法律怎樣處置權利，首先取決于要為當事人提供什么樣的權利保護,，進而才能確定其權利類型歸屬,。

民事權利對客體自然屬性的依賴，對社會經濟生活有一定負面影響,。比如,，債權雖被看作是一項財產權，但債權人對債權的持有卻不能得到法律上的說明,，進而有可能得不到有效保護,。物權法定功能只是基于社會收益成本考量,，確定適于被當做物權來交易的“商品目錄”，它無法對排斥競爭,、強制交易這一類行為進行規(guī)范,，有可能造成不公平交易。一次突變型的權利移轉方式與交易過程,，往往讓出讓人一方有較大違約自由,，并使得惡意競爭者受不到應有約束。

20世紀中葉以來,，民法編纂范式在世界范圍內發(fā)生了很多改變,，在民事法律問題的解決方面加入了道德文化的考慮，并使其更加適應社會實踐需要,。在此背景下,，我國民事立法與司法也出現了一些變化，比如物權法加入了登記對抗主義的規(guī)定,。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一系列司法解釋中,，也有限地賦予合同當事人以相應保護。以民法典的編纂為契機,，構建一種符合當代民法范式要求的民事法律關系理論正當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