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報3月24日，在頭版頭條作為盛世危言,，發(fā)表了三耳先生的《中華民族仍在最危險的時候》一文,。作者以“兩會”內(nèi)外“國歌改詞的爭論很激烈”為由頭，引經(jīng)據(jù)典,，還列舉了大量的例子來論證：“中華民族仍在最危險的時候”,。

　　我們首先應該肯定三耳先生的初衷是好的，因為他提醒人們居安思危,，樹立憂患意識,。但是，這篇文章的基本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這篇文章的由頭是含糊不清的。文章一開始的由頭就是：“據(jù)說”,，這是寫文章的大忌,，由頭即依據(jù)、緣由,，行文就得依據(jù)這個由頭說起,，由頭不準確、不真實,，就沒有針對性,，就是沒有根據(jù)的瞎議論，有時候還能帶來用稿的安全問題,。筆者以為,，這篇文章“據(jù)說”的由頭起碼是不準確的，如果這個“據(jù)說”的由頭是存在的,，也不宜作為發(fā)表“中華民族仍在最危險的時候”的由頭,。因為關于國歌改詞的議論、爭論由來已久,，爭論的焦點歸納起來是：保留傳統(tǒng),，一字不改和與時俱進,，重新填詞。筆者認為,，這兩種觀點的爭論都是很正常的,，今后還會爭論下去。

　　其次,，作者判斷問題的標準是不正確的。為了說明中華民族仍在最危險的時候,，作者舉的例子是：艾滋病,、環(huán)境污染、山西的“血煤”,、反腐倡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8000萬老百姓人均收入每天不到一美元等,。筆者認為,，這些都不能說明中華民族仍在最危險的時候。判斷一個國家處在什么樣的階段的根本標準,，仍然是要看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國家經(jīng)濟實力和社會的文明與進步的程度等指標來綜合判斷。我們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來,，雖然歷經(jīng)坎坷,，甚至出現(xiàn)過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嚴重錯誤。但是,，都是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克服了困難，糾正了錯誤,，促進了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為我們的國家注入了新的活力,，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精神面貌都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國家繁榮富強，綜合國力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雖然離安居樂業(yè)還有一些差距,，但是，也確實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經(jīng)過幾代人的共同努力,，我們已經(jīng)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怎么能說“中華民族仍在最危險的時候”,？如果是這樣,，那么,，我們幾代人經(jīng)過60年的艱苦奮斗，其中還有30年的改革開放,，豈不是白費力氣,？當然，我們的社會發(fā)展和改革開放工作,，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有的問題還比較嚴重。但是,，這些都不是主流,，也不是判斷是非的標準。所以,，我們決不能夸大其詞,，危言聳聽和缺乏自信，說什么“中華民族仍在最危險的時候”,。

　　三是,，要公正的對待主張修改國歌歌詞的一方。國歌傳達的是一種歷史,、文化和意境,，不但有其強烈的政治性，還有非常獨特的民族色彩和藝術性,。既然有藝術性,，就應該允許大家公平的議論和爭論。作者把主張修改國歌歌詞的一方說成是“大謬不然”,，是非常不妥的,。當然，筆者是一直不主張修改國歌歌詞的,，但是,，對主張修改歌詞的一方也非常尊重和十分關注。

　　綜上所述,，三耳先生的“中華民族仍在最危險的時候”的立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中華民族目前的憂患程度還沒有達到“最危險的時候”,。所以，我們決不能毫無根據(jù)的發(fā)出錯誤的信息,。當然,，我們要居安思危，樹立憂患意識。但是,，當前我們要研究和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中華民族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jīng)濟問題。（郭根群）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