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從利比亞采訪歸來的女記者談感受，她說，一個國家,，個人的掛像越多,，這個國家越危險,。在利比亞,，無論街頭巷尾,，還是莊前村后,，無處不懸掛著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像,，人們一集會就舉著他的畫像?，F(xiàn)如今，這個到處懸掛個人畫像的國度——更準確地說是政權,，果真已經(jīng)消亡了,。

比如蘇聯(lián)，斯大林的畫像遍布街頭巷尾,、村落地頭,，以個人名字命名的城市村莊難以數(shù)計。后任黨的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上任伊始,，就把自己的巨幅畫像樹立在紅場上，與列寧的畫像并列起來,，人們稱之為“兩個‘伊利奇’”（列寧和勃列日涅夫全名中都有“伊利奇”）,。還有羅馬尼亞前總書記齊奧塞斯庫也喜歡到處懸掛個人畫像，全國各地掛了多少畫像沒有人說得清,。群眾集會時,，共和國廣場上匯聚成的一望無際的人海上，他的畫像多得只能用“飄浮”這個詞來形容……后來的結果證明,，這些國家的政權沒有一個不被顛覆,。

個人掛像的多寡，是一種執(zhí)政理念,、一種意識形態(tài),、一種制度體制的外在標志。個人對于國家不謂不重要,，但視為空前絕后的重要,、絕無僅有的重要、如同救星的重要,，那么這個人就可能無所顧忌,、為所欲為，就可能肆無忌憚地操控國家,。于是整個社會也只能由他一個腦袋思維,，其他所有人的腦袋必須停止轉(zhuǎn)動。這顯然不符合物理邏輯和社會邏輯,，這個人即使曾有天大之功,，也遲早遠離人民，甚至為人民所唾棄,，最終導致政權崩潰,。

不是說一個國家不能有領導人的掛像,，如美國，至今仍有華盛頓,、林肯的掛像和雕像,，法國有戴高樂的像，英國也有丘吉爾的像,，但怎么掛有講究,。一者在于掛多少，出于對一個偉大人物的崇敬和紀念,，在重要的紀念地或標志物上塑一尊雕像或掛一幅巨像也就夠了,。二者在于生前掛還是身后掛，一個生前就急于在全國各地掛像的人,，腦子里肯定沒有擺脫帝王思想和封建專制意識,；反之，生前未掛而身后有人為他掛的人,，那才是真正的一世英雄,。歷史證明，大凡生前以極其鋪張的手法為自己掛像,，大都不會掛得太久,，而蓋棺論定之后，人們自覺為之掛像要相對持久得多,。學者丁東在臺灣參觀完蔣介石雕像“收容所”后有所體會：民主政體內(nèi),，權為民所授，領導者只有接受公民監(jiān)督的義務,，無高高在上之權力,，公眾不需要對領導人頂禮膜拜，專制體制下才有可能形成個人崇拜的文化氛圍,。大眾的公民意識一旦覺醒,，個人崇拜便成為笑柄,，生前讓人塑像的政治強人一旦失去強權的支撐,，便一切都歸之于滑稽可笑。

毫無疑問,，任何個人強權政治都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無法持久；個人強權的坍塌,，自然也就意味著其所建立政權的坍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一個國家,，個人的掛像越多,，國家的危險系數(shù)就越高，這是歷史的邏輯和規(guī)律,。

（2011年第8—9期《唯實》張心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