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941年寫的一篇文章中又說：
我在大學里，被“當代大師”們“謬獎”，認為頗堪傳授“衣缽”,，鼓舞我“好自為之,，勉求成立”。我那嚴肅可怕的父親,，看我寫的什么“考”,，什么“篇”，也頗改變態(tài)度,，寬加辭色,。我那和藹可親的叔父，更是獎勉有加,，教我努力上進,。我似乎有了自信力了，“追蹤乾嘉老輩”,，成為全部生活的唯一目標,。
我決定選擇教書做職業(yè)，從民國七年起,，一直教下去,，宣講我的“好古”之學?！拔逅摹边\動沒有打動我的“好古”根基,，我不贊成白話文，甚至荒謬到替魯迅大師惋惜,，以為他“離經(jīng)叛道”,，“走錯道路”，因之偶到北京,，不再專誠去謁見他,。[5]
既然認為五四時期的“那些新思潮”并“沒有多大道理”，也就會“疏遠”那時的“所謂新人物”,，魯迅自然也在其例,。從上面兩段引文看，范文瀾親近五四之前輯錄古籍,，抄錄古碑的魯迅,，卻疏遠此后寫白話文，寫新小說的魯迅,?？梢姡?918年7月14日之后的六七年中再也沒有在《魯迅日記》中出現(xiàn)，不僅是地域的原因,。魯迅既能看到范文瀾題為《整理國故》的講演,，當然也會感覺得到這一點。從這個角度說,，范文瀾之“笑話”顧頡剛與魯迅之“笑話”范文瀾,，在“笑話”之中，確實也有新舊思想之交鋒,。當然,，魯迅對于范文瀾的“笑話”，只是表明“古史”原也可辨可疑,，并沒有肯定顧頡剛的“禹不是人名,，是蟲名”之說。魯迅確實曾經(jīng)多次在文章中反詰或非議過顧頡剛的“禹不是人名,，是蟲名”之說,，但那是以后的事。至少,，在1924年初,，魯迅還沒有對顧頡剛的“禹不是人名，是蟲名”之說提出批評,，更沒有與顧頡剛交惡,，恰恰相反，直到1926年6月至9月間,，顧頡剛還曾寄贈魯迅《古史辨》,、《孔教大綱》以及宋濂的《諸子辨》等書籍。而且,，魯迅日后對顧頡剛的批評,，其著眼點也在于“已將古史‘辨’成沒有”[6]，而不在于“古史”是否可疑可辨,。所以,，以“魯迅先生對顧頡剛先生對禹的考據(jù)也是很不同意的,，直到1935年11月他寫新編歷史小說《理水》的時候,，還對用這種考據(jù)所得出的荒謬結(jié)論進行了譏諷”為由，認定魯迅與范文瀾的觀點“基本一致”,，模糊與忽略了此中的時間界限,，從表面看似是有理，實際上是站不住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