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各地法院平反了幾起實打實的冤案,，如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趙作海案,，內蒙古呼格案及河北聶樹斌案,。這些冤案雖然情形各異，但其中卻有相似之處,。呼格和聶樹斌早已被執(zhí)行死刑,，我們無法知道他們在被定罪前曾發(fā)生過什么,，而僥幸活下來的佘祥林、趙作海們,，則無一例外地講述了他們曾遭刑訊逼供的經歷,。一個人只有在“痛不欲生，但求一死”的情況下,，才會承認自己沒做過的事,，所以我們無法想象他們曾遭受過怎樣的非人待遇。小時候看關漢卿的《感天動地竇娥冤》,，知道給竇娥上夾棍,、打板子都是在演戲，是假的,，自然也就無甚感想,，而現(xiàn)在回看該劇，則明白了屈打成招的具體樣式,，“真兇”張驢兒知道在官衙里會有拷打,，“你這等瘦弱身子，當不過拷打,，怕你不招認藥死我老子的罪犯,！”所以以“官休”還是“私休”來要挾竇娥，而糊涂的楚州太守桃杌只知道“人是賤蟲,，不打不招”,，所以他的審斷方法也就只有“左右，與我選大棍子打著”這一招,。個人在面臨強大而合法公權力的暴力時,，她的屈從中隱含的是深深的無助與絕望。

其實,，人們并不是不知道刑訊會導致冤案的發(fā)生,。早在西漢時期，司法官路溫舒就曾上書宣帝要“尚德緩刑”,。他說,，“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納）之。蓋奏當之成,，雖皋陶聽之,，猶以為死有余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卑凑杖酥Ｇ?，平安時就愿意活，痛苦時則寧可死,，在嚴刑拷打之下,，什么樣的口供得不到呢！于是逼供,、誘供就會收到明顯的成效,，而由于屈打成招、羅織構陷的罪行也更顯周密而自洽,，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可織造出“完整的證據(jù)鏈”,，所以即便是法祖皋陶在世，也會認為犯人是死有余辜的,。

盡管人們早有這樣的認識,，但由于古代偵破技術有限，加之犯人的口供乃“證據(jù)之王”,，所以歷朝歷代并不禁止刑訊,，最多在開明的朝代里對刑訊做一些限制。所以,，當比我們早一步“走出中世紀”的西方人來到中國后,，最先觀察到的就是公堂上刑訊的不堪。曾在中國生活了四十多年的美國傳教士衛(wèi)三畏,，在他的《中國總論》中,，就曾對此進行過詳細的介紹。他說雖然律例中描述了合法的刑具,，包括三塊板上挖大小恰好的槽用以壓腳踝,，五根圓棍用以壓手指，也可以加上竹板（拶指）,，但在拷問中用其他方法的事是常有的，比如用毛糙的手指揪耳朵、拽耳朵,，令犯人跪在鐵鏈上等等,。衛(wèi)三畏記載的這些場景，我們在許多古裝戲中都可看得到,，在“明鏡高懸”的牌匾下,，是口呼“威武”的衙役，在“大刑伺候”下,，一樁樁“鐵案”得以辦結,。正是由于衛(wèi)三畏們這樣的“宣傳”，使得列強視中國的法律為畏途,，在與大清簽訂的各類條約中,，都載明了“領事裁判權”的條款。

直到清末實施新政期間,，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在《奏停止刑訊請加詳慎折》后，仍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對,，認為如果罪犯有罪證據(jù)太少,、卻又拼死抵賴的話，不用刑訊就難以結案,，也有礙司法公正的實現(xiàn),。當然，晚清政府的這一舉措,，還是受到了普通百姓的歡迎,。1908年，年僅17歲的胡適,，就在《競業(yè)旬報》上發(fā)表了《停止刑訊》的短評,，“我們中國訊官司的時候，專用各種刑法,，屈打成招,，往往有之。所謂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也,？要曉得這用刑訊一事，是文明各國所沒有的,，所以前年便有上諭,，要停止刑罰，如今法部又行文到給各省的地方官,，一律停止刑訊,。唉,！這是很好的，只是太便宜了那班大盜老賊了,?！边@最后一句的感嘆，倒也反映了民眾的一般心理,。

從清末發(fā)展至今,，刑訊逼供早已失去了它的合法性，甚至還將刑訊逼供入刑,。然而其實施效果并不理想,，現(xiàn)實生活中因此而致傷致死的案件還時有發(fā)生，近年來確立的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也無法從根本上杜絕或減少刑訊逼供現(xiàn)象,，由此而造成的冤假錯案還是會時不時地見諸報端。為冤案平反固然給人以“正義從不缺席”的慰藉,，卻免不了死者不能復生的遺憾,，因為與其事后昭雪，莫如事前的預防,，預期在谷底準備一輛救護車,，不如在懸崖邊安裝防護欄，這或許是一些人用生命的代價告訴我們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