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世紀左右管子提出“治國使眾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威不兩措,，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的理念,，表現(xiàn)出對于“以法治國”的提倡,。此后，“法為治具”成為歷代的傳統(tǒng)認識,。所謂“法為治具”,，主要是指以法律作為君主手中治國御民的工具，成為吏民的“規(guī)矩繩墨”,。據(jù)《貞觀政要》記載,，唐代魏征在和唐太宗討論治國之道時曾說，“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為理之有刑罰,，猶執(zhí)御之有鞭策也”。就是說,，國家就像是一匹奔馬,，皇帝就像是騎馬的御者，他手中的鞭子就是法律。這是中國古代法律工具主義的形象比喻,，影響至為深遠,。

在中國古代，國家制定的良法對于社會經濟的發(fā)展,、社會關系的調整與控制,，對于犯罪行為的制裁以及法律秩序的確立，都起過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是中國古代法制的重要淵源,，也是締造盛世的重要條件。正如韓非所說：“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钡糯袊鴮嵭械氖蔷鲗Ｖ浦贫龋实凼菄曳傻闹贫ㄕ吆妥罡叩膶徟泄?，他的權威超越法律之上,。雖有漢文帝、唐太宗尊重法律權威的一些史例,，他們從國家長治久安出發(fā),，使圣意屈從于法律，如同唐太宗所說：“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但更多的情況是法律隨著皇帝的權威而為之輕重,，如漢代杜周所言：“前主所是著為律,，后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唐代白居易在談到法與吏的關系時也說：“雖有貞觀之法，茍無貞觀之吏,，欲其刑善,，無乃難乎？”如果把“吏”字改為“君”字,，也完全符合歷史的實際,。所以，古代“以法治國”締造的法制，說到底是君主人治主宰下的法制,，它的作用的發(fā)揮是有局限的,。

雖然如此，法律工具論不僅在古代,，甚至在當代也有一定的影響,。人們經常把法律當做工具來對待，這與今天依法治國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為了建設法治中國,，必須清除法律工具主義的影響，牢固樹立法律權威主義的理念,。法律權威主義,，就是國家的一切活動都在法治的軌道上運行，任何人都受法律的約束,。在這一點上,，法律是至高無上的。法律的權威,，需通過全面持續(xù)地推進依法治國才會在全民思想意識中樹立起來,。我們必須強調古代的“以法治國”和今天的“依法治國”是有嚴格區(qū)別的。盡管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前者將法律置于工具地位,，后者則奉法律為權威。以法治國,，意味著法律處在權力之下,；而依法治國，則意味著不管權力有多大,，都要受到法律的制約,，不僅把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里，還把權力關在法律的籠子里,。制度的籠子是防止權力的濫用,，法律的籠子是懲治權力的濫用。編好用好這雙重的籠子,，才能更好地使權力依法運行,。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