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吉勒圖案疑似真兇趙志紅涉嫌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盜竊一案，1月5日起由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其中故意殺人,、強奸罪部分，不公開開庭審理,。該案的審理,，是否能揭開呼格吉勒圖案中死亡女子被害真相？

關涉生命及司法正義的重審

2014年的歲末和2015年的年初,，對一起陳案的兩個“兇手”的重審備受世人矚目,。該案就是早已為人們所熟知的“4·9”女尸案。

從相關報道中,，我們可以看到媒體對該案的關注與關切,。對呼格案宣判時，在記者們的“包圍圈兒”中,，內(nèi)蒙古高院副院長表達著歉意,，呼格的父母親人們表情復雜地聽取無罪判決，當他們到呼格墳頭燒那紙遲來的文書時,，又有大批記者與他們相隨,；趙志紅案件開審之際，大清早即有媒體人在呼市中院門前守候,，另辟蹊徑的記者則去趙志紅的父母家挖掘所謂的新聞,。同時，對于趙志紅案的預判也在“做”出,，有人認為呼格案的平反即可坐實趙志紅的罪行,，對趙志紅“不殺不可以平民憤”；也有人分析其主動交代“4·9”案應該成為其減輕處罰的理由,，等等,。更有對趙志紅希望“成名”的心理分析和內(nèi)蒙古高院內(nèi)部對呼格案平反時兩種聲音“對峙”的“深度”報道。

毋庸諱言,，由于該案關涉人的生命及司法的正義等重大問題,，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自是當然。只是根據(jù)無罪推定原則,，任何人在未經(jīng)依法判決之前,，均應視其為無罪，在趙志紅案還未經(jīng)法庭審判之前,，輿論就對其作出各種“預判”,，這種過度的關注與關切,，是否會給承辦趙案的法官太多太大壓力，在糾正呼格冤案的同時,，不經(jīng)意地導致另一起冤案的發(fā)生,？呼格案留給人們的反思，理當包括這個層面,。

鍛造真正經(jīng)得起考驗的“鐵案”

相較于手握行政大權的當政者來說，法官每天面對和審理的都是“個案”,，尤其在離婚類案件中更不乏婆婆媽媽雞毛蒜皮的“細事”糾紛,，似乎是個“小官”。然而法官絕對不“小”,，因為每一個判決的完成,，他都發(fā)揮著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當事人有罪或無罪,、罪輕或罪重,、有責或無責的判決出自法官；法官對刑事被告人真有生殺予奪之權,，在有期徒刑的裁量方面,，法官能決定你喪失的自由是一個365天還是兩個365天；民事案件的當事人是否要承擔責任,、承擔責任時財產(chǎn)損失比例的分配等等,，所有這一切都在“小”法官的“大”筆一揮間。

比如在呼格這一“個案”中,，他的生命還未綻放,，就因為一紙判決而在十八歲上戛然終止，呼格的父母在承受喪子之痛的同時,，還要為冤案的平反長年奔波,，他們向記者展示的一沓沓車票中，承載著怎樣的無助,、辛酸和絕望,。對于法官來說，做出當年那一紙判決時,，或許只是諸多工作日中處理的一件“公事”,，而對于呼格及其家人，則由于它而完全改變了生命和生活的軌跡,，其案后續(xù)的發(fā)展還影響到了世人對司法公平的看法,。因此之故，法官必須慎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筑牢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

這幾年確曾發(fā)生了幾起令人瞠目的冤案,，如因“亡者歸來”而平反的佘祥林、趙作海案,，因“真兇認領”而懸疑的呼格吉勒圖,、聶樹斌案，案件一經(jīng)披露,，對法官鋪天蓋地的指責和謾罵即如潮水般襲來,。然而，從已有的報道中,，我們并沒有發(fā)現(xiàn)審理這些案件的法官有徇私枉法的情節(jié),，那么，冤獄的發(fā)生應該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在,。筆者以為,，給他們多一點時間和空間，讓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法官有一個理性慎思的司法生態(tài)環(huán)境,，或許會有助于減少冤假錯案的發(fā)生,。

從時間上來看，呼格案從案發(fā)到最后被執(zhí)行死刑,，只有短短的兩個月就走完了所有“程序”,；而在現(xiàn)在仍在復查的聶樹斌案中，從其1995年3月3日由石家莊市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到4月27日聶樹斌被槍決,，也是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就走完了從一審到二審終審的所有“程序”,，體現(xiàn)了當時“嚴打”期間的“從快”特色,。可以肯定,，假如允許有一段時間的“沉淀”,，法官或許會注意到案中的疑點，或許會有新的證據(jù)被“發(fā)現(xiàn)”或“真兇現(xiàn)身”,，那么這樣的人間悲劇就有可能避免,。

其實在我國自古即有慎刑恤刑的傳統(tǒng)，在曹魏時期即確立了死刑復奏制度,，即奏請皇帝批準死刑執(zhí)行判決,。另外，我國很早就形成了秋冬行刑制度,，即除謀反大逆等“決不待時”者外,，一般死刑犯須在秋天霜降以后、冬天來臨以前執(zhí)行,，在清代還發(fā)展出“秋審”,，在充分考慮案情的基礎上,，作出合乎法理人情的裁決。這兩項制度或出于皇帝對司法干預權力的加強,，或源于“順天行誅”的天人感應理論,，但在客觀上卻都起到了少殺慎殺的作用。我們在此并不是主張要恢復這些已失去表面價值的制度,，而是要復興這種重視民命的情懷,。死者不可復生，與人的生命相比,，破案,、審案的績效應該永遠排在最后，給審理這類案件的法官寬裕的時間,，才有可能鍛造真正的經(jīng)得起考驗的“鐵案”。

公正判決不應受“外力”驅使

“空間”是一個抽象的考量,。具體而言,，司法的公正源于法官不受任何外力影響的不偏不倚的居中裁判，但在司法實踐中,，法官運作的“空間”卻要小得多,。比如說趙作海案中來自政法委的“協(xié)調(diào)”，佘祥林案中“受害者”家屬的上訪及群眾的簽名,，還有普遍存在的對公安機關偵查,、檢察機關公訴案件“禮節(jié)性”的尊重，使公檢法三機關的“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監(jiān)督”，變成了配合著置人于死地的“程序”,。另外,，在網(wǎng)絡時代網(wǎng)民對案件的預判，也會變成一種看得見的“民憤”,，裹挾著法官作出順應“民意”的判決,，在云南李昌奎奸殺少女摔死幼童案中，立志要“頂住壓力,，樹立標桿”的云南高院,，在輿論面前頃刻之間倒地即是一例。

其實,，在每一個個案中,，只有法官才是最可能接近了解案件真相的人，只有他們才可能在充分聽取控辯雙方意見的基礎上,，根據(jù)確鑿的證據(jù)查明案件事實,，適用法律做出公正的判決,。法官并不是誰都可以當?shù)模枰翡J的洞察力和判斷的智慧,。在丹寧勛爵著名的《法律的未來》一書中,，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說不可一世的詹姆斯國王曾想要過一下法官癮,，但當他聽了訴訟雙方的陳述時卻非常窘迫,，“只聽一方陳述，我還很有把握,，但兩方都說,，我就不知道哪方是對的了?！苯K于放棄了當一把法官的想法,。試想一下，當我們僅僅依據(jù)片面報道中的一面之詞就吵吵著要對犯罪分子“千刀萬剮”之時,，又是何等的輕狂和傲慢呢,！

行文至此，突然想到,，趙志紅案正在審理期間,，筆者的置喙不也是一種對法官審理空間的擠壓嗎？不過想到筆者的原意,，僅在于希望審理趙案的法官能不受已宣判無罪的呼格案的影響,，客觀地審查趙案，尤其是“4·9”女尸案的證據(jù),，依據(jù)法律對趙志紅作出公正的判決,，也就釋然了。畢竟,，讓人們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既包括呼格案，也當然地包括趙志紅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