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加大懲治行賄犯罪力度,，在關前門的時候也堵上后門,，對于反腐敗斗爭更進一步,，有著很強的現實價值,。

在四中全會讓“法治中國”成為熱詞后，全國人大常委會昨天開始審議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如何“科學立法”引發(fā)廣泛關注,。此次審議涉及的重點，是與公眾高度關注的反腐敗密切相關的條款,。

關于受賄罪,，目前的規(guī)定是,，個人貪污數額達5000元，就可處一年以上徒刑,；到10萬元以上,，就可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比照當前貪官貪污額動輒上億元的現實,，這樣的規(guī)定已經顯得落后甚至是難以嚴格執(zhí)行了,。草案刪去對貪污受賄犯罪規(guī)定的具體數額，比較原則性地規(guī)定了“數額較大或者情節(jié)較重”“數額巨大或者情節(jié)嚴重”“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情節(jié)特別嚴重”三種情況,，無疑是實事求是之舉。

草案雖然刪除了具體數額,，卻有了更強的適用性,。比如，一些受賄人往往辯稱自己的行為屬于借款,、借物而不是受賄,，還有一些免費使用別人提供的名車、豪宅,。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以數額論，應該如何認定,？顯然,，數額不是受賄行為社會危害的唯一標準，受賄罪侵害的犯罪客體與受賄數額多少也沒有太多關系,。刪去具體數額,，顯然是加大打擊力度，而非“網開一面”,。

行賄和受賄是一條藤上結出來的兩個毒果,，社會危害性很強。長期以來,，行賄的罪名雖然存在,，但在司法實踐中往往“重受賄而輕行賄”。比如,，曾16次向湖南郴州市原紀委書記行賄的黃生福,，3次被傳喚3次被釋放；云南省交通廳原廳長胡星案中,，“行賄狀元”陳族遠行賄3200萬元卻安然無事,。正因此，最高檢才數次強調要加大對行賄犯罪的懲治力度,。

出現這樣的情況,，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行賄受賄存在調查取證難，所以相關部門往往會以從輕或免罪作為行賄者供述的“交換”條件,。而貪腐案曝光后,，關注的目光也更多投向受賄一方，對行賄者甚至有“不得已”的同情之說,。此次修改,，完善了行賄犯罪財產刑規(guī)定，進一步嚴格對行賄罪從寬處罰的條件,。對于加大懲治行賄犯罪力度,，在關前門的時候也堵上后門，對于反腐敗斗爭更進一步,，有著很強的現實價值,。

法諺有云，“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執(zhí)行”,。而能執(zhí)行的法律,，首先肯定得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法律。所謂科學立法,，本身就應該包含與時俱進的內容,。在“將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的呼聲之下，為這一持久戰(zhàn)提供制度支撐,，正需要法律揚眉出劍,，這是法治的應有之“義”，更是法治的不辭之“義”,。

本報特約評論員舒天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