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州市越秀區(qū)珠光路,，因為前開發(fā)商無力開發(fā)導致一塊6000余平方米的地爛尾,，700多名街坊從此過上漂泊生活,，一晃就是十多年,。如今又有開發(fā)商接手,，卻因一個廖姓住戶對690萬元的補償費仍不滿意而不愿搬遷，致使169戶人家無法回遷,。據(jù)9月3日《廣州日報》報道,，該住戶認為賠償金應按廣州北京路的商鋪價格，每平方米十幾萬元,。而去年有評估公司出具評估報告,，顯示廖先生的房子價值是430余萬元(折合16086元/平方米)，而廖先生認為每平方米應補償他十幾萬元,。
6000余平方米的爛尾地,、一個釘子戶——已是一個鮮明的時代現(xiàn)場。但是這場持續(xù)了13年的對峙,，早已不僅僅是開發(fā)商與釘子戶,、挖掘機與公民物權之間的較量，它傷及到了太多無辜,，搭進去太多社會成本,。那700多名街坊回遷夢碎，不得不十數(shù)年都市漂泊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則是十余街坊至死都未等到回遷的情感傷害，另外由于這些居民的戶口仍在珠光路,，他們孩子讀書的問題也成為一大難題,。于是，一些本是鄰居的人,，現(xiàn)在紛紛站在了拒不拆遷的廖先生的對立面,，“他不搬，我們約700街坊都不能回遷,?！遍L時間來，眾多街坊沒少去跟他去磨嘴皮,。街坊們甚至走遍了所有有關部門,，希望政府能出面解決問題。
當更多的拆遷戶開始自發(fā)代行開發(fā)商之事,，上門動員“釘子戶”搬遷時,，這算不算是這個時代現(xiàn)場中最為吊詭的一幕,？而那位被稱為“釘子戶”的廖先生所面對的，已不光是開發(fā)商的挖掘機,，不光是環(huán)境的一片狼藉及經(jīng)年累月的孤寂,，更要面對曾經(jīng)朝夕相處的街坊鄰居的怒目相向，這又該是一種怎樣的感受,？固然,，那700多名街坊有家難回、十數(shù)年時間都市漂泊的滋味,，不好受,，原也不必受。但是,，是“釘子戶”導致了這一切后果,，所有的責任也必須要向“釘子戶”索要嗎？
“釘子戶”不是令街坊們回遷夢碎的罪魁禍首,，一種不負責任的拆遷及開發(fā)模式才是,。我雖然不太清楚，在700多名街坊開始遷出珠光路的1996 年,，亦即在《物權法》尚未出臺而暴力拆遷在各地紛紛出現(xiàn)的年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這個“釘子戶”得以保全至今。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從1996年到2007 年十多年間,，因為前開發(fā)商無力開發(fā)導致該塊土地爛尾?！盁o力開發(fā)”卻又早早進行拆遷,，且事后不僅開發(fā)商不管不顧，相關部門也未給出實質(zhì)性的解決方案,，所以才有了那么多居民的十年漂泊,。試想一下，如果長春市的“先回遷,，后拆遷”模式同樣在廣州市得以應用,，必然不會出現(xiàn)珠光路居民這種尷尬。這也意味著,，沒有理由將一切責任都算到“釘子戶”的頭上,。
然而我們又能將2007年之后的責任歸于“釘子戶”嗎？眾所周知的是,，2007年10月1日起,，《物權法》正式施行。這樣的一部經(jīng)濟憲法,，不僅對公民合法財產(chǎn)權做出了規(guī)定,，也賦予了公民在法律邊界之內(nèi)做一個“刁民”的權利,。在這里，街坊所說“差不多700萬元都不夠,？我們心理還不平衡呢,！”是沒有道理的。既然“釘子戶”堅持他認為應當獲得的補償金,，是他應有之權利,，則任何人都無法指責他。即使開發(fā)商認為他的要求有過分之處,，同樣不乏司法解決之道，那么開發(fā)商為何舍棄這一渠道,，而政府部門為何也任由此事發(fā)展,，以致昔日街坊鄰居反目成仇？
一個合法伸張個人應有權利的人,，是沒有必要考慮其他人的利益得失的,。因為其他人的利益得失，譬如700多名居民四處漂泊的情狀,，他既承擔不起,，也不應是由他來承擔。能夠承擔這一切,，并且必須承擔這一切的,，不僅是前后兩個開發(fā)商，還包括政府相關部門,。因為開發(fā)商獲得的拆遷及開發(fā)資格,，都意味著背后有政府“具保”,。所以不管歷史的原因是什么,，有多復雜，不使居民因拆遷流離失所,、漂泊無定,，都是政府應盡之職責。由此而言,，珠光路街坊將原本應當加在開發(fā)商身上的怒聲,，轉(zhuǎn)向“釘子戶”，是對釘子戶的不公平,，當然亦是一種不理智,。
在街坊的聲討之中，我們需要更加關注“釘子戶”廖先生的處境,，更加關注權利的處境,。必須弄明白的是,，“釘子戶”不是珠光路街坊們的敵人。當然我說的是,，每個人對于權利的伸張,，都不該被任何人視為麻煩。而政府部門更周到細致的工作,，應當完全能夠避免使公民之間因公利與私利而怒目相向,。(作者系資深媒體人士)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