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新成被雙規(guī)所激起的底層同情，再一次將國民性問題清楚地呈現(xiàn)出來,，那就是我們這個社會說到底,，仍然還是一個以情為上的社會。雖然,，法治和制度之治早已經掛在了人們的嘴邊,，并被用來臧否社會，但這種臧否,，卻基本上是指向與己無關的陌生人的,，而一旦被法律和制度所規(guī)治者是自己的親人、熟人或者與己有恩之人,，評價的標準立馬會變,。此時，所謂公,，所謂法,，似乎就要讓位于熟人社會的評價標準了。如此人在涉及私人交往領域的品性與規(guī)范,，是否懂得人情事故,，是否豪爽和哥們，是否有大丈夫氣,，就將成為最為主要的衡量標準,。
穆新成之類，因為在這些方面很夠格,，就似乎是“民憤極小,，官憤極大”，還有人抱屈,，他太過張揚,，辦好事辦壞了，把這個錢拿到賭場全輸了,，誰會說個啥,？反正這樣的人就是好人了,，無非運氣不佳罷了。所以,，一般情況下,，除非因利益上起了糾葛，我們其實是很少會聽說有哪個貪官是被朋友檢舉的,，并非不知,，而是因為他之所為，于我無干,。
在現(xiàn)代性不斷成長的過程中,，國人的人情秩序觀始終得以保存，且繼續(xù)發(fā)揮效用,，自有復雜原因,，但一個不可忽視的現(xiàn)實是：公共規(guī)治對于社會及私人生活的深層次影響，并沒有被完全建立起來,，乃至于公共精神在很多場合,，仍舊是一個與私人生活相隔的外部之物，可以用來要求別人,，卻不會要求自己和朋友,。
幾十年來，國家為確立以法治為核心的公共規(guī)治付出了艱辛努力,，卻為何收效不顯,？一個重要原因，其實是權力者也同樣生活在這種缺乏公共精神,，以私人朋友圈子為要件的醬缸文化之中,。這樣一來，若干的制度和文化努力,，一旦進入到熟人社會的圈子,，便大打折扣，也因此,，連權力本身也可能被私化,。試想一下，當公權都難以完全避免私化時,，你又讓老百姓做何感受,、并做何回應呢？因此,，我們便常常會看到有兩種社會心理同時存在并相互強化：有可能夠得著權力者，便追逐權力,，以便有朝一日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君不見如今公務員招考競爭之激烈，早已經超過了考博,；而夠不著權力者,，則對其敬而遠之，帝力于我何干哉,？不過是得用且用的實用功利之物罷了,。
由此，人與人的交往和評價,，仍舊通行的是私域的規(guī)則,，這其中，自然也就包含了各種江湖精神與江湖規(guī)則,。
由此可見,，要徹底改變國人的情法不辨，甚至以情當頭,，真正樹立起以法律和制度為核心的公共規(guī)治精神,，還任重道遠。這其中,，最為主要的影響因素恐怕還不是制度條文的制定,，而是一些肩負著公權力的為官者的言傳身教，即他們究竟是否能將公共和法治精神落實到自己身上,。無疑,，這將最終決定老百姓會以一種什么樣的文化心態(tài)來看待法治和制度的權威性。如果貪污與濫權甚至已經不再能夠激起全社會的審丑疲勞,，那么,，情字當頭也就仍舊會主宰民間評價，從而在根本上阻礙著法治社會的形成,。相應,，如穆新成這樣的官，也仍舊會被一部分老百姓視為好人,，或至少是不那么壞的人,，而付出其相應的同情。
一句話,，文化影響行為,，行為改造文化，國民性原來也是被塑造出來的,，把全部責任都推到文化身上,，其實是一種很不負責任的態(tài)度。(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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