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美術界重視重大主題創(chuàng)作的呼聲漸起,。由文化部、財政部聯(lián)合實施，出資1億多元人民幣的“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chuàng)作工程”,，自2005年啟動以來,，也得到了全國范圍內廣大美術工作者的熱情響應,。然而,，在國家組織、踴躍創(chuàng)作的背后,，個人自覺的重大主題美術創(chuàng)作卻不見起色,，具有思想深度和藝術高度的重大主題美術創(chuàng)作稀缺。
稀缺從何談起,？
就需求而言,，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對于主題性美術展覽,，無論是評委還是觀眾,，均懷有熱切的期望——期望看到讓人眼前一亮的屬于這個時代的精品力作,。這是歷史的必需、時代的呼喚,、社會的渴求,。
就創(chuàng)作環(huán)境而言，沒有題材的限制,、沒有形式的束縛、沒有物質條件的困窘,，中國美術處在空前自由的創(chuàng)作階段,。瞬息萬變的時代也不乏重大歷史事件和現(xiàn)實主題，為何難以激發(fā)美術家的創(chuàng)作靈感呢,？
就美術家的努力而言,，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美術家常年緊跟重大歷史事件或緊扣社會主題,，一些美術展覽中不乏主題性創(chuàng)作送選,，畢竟還是有美術家具有社會責任感，也因為這是美術家在畫壇嶄露頭角,、大顯身手的渠道,。拿今年來說，一些美術家早就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而備戰(zhàn),。
環(huán)境和條件幾乎一應俱全,，多年的重大主題美術創(chuàng)作卻不容樂觀。相對于當下美術界百花齊放,、不斷創(chuàng)新的創(chuàng)作態(tài)勢和不斷攀升的創(chuàng)作數(shù)量而言,，似乎更顯重大主題美術創(chuàng)作的尷尬處境。
近些年,，異彩紛呈的美術界常常陷入這樣一種狀態(tài)：一些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即在畫壇嶄露頭角的美術家進入“高原停頓”時期,，鮮有代表作問世；一些中青年美術家在當代藝術的大潮中,，紛紛追求“非主流”狀態(tài),，個性圖式的背后，常顯無力和蒼白,。它所帶來的后果是,，個人重復創(chuàng)作已然成風，成千上萬的美術創(chuàng)作大同小異,。究其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未能突破小我之境。
小我乃是“一身之我”,，與“一群之我”的大我相對,。1900年，梁啟超在《中國積弱溯源論》中正式提出小我、大我概念：同是我也,，而有大我小我之別焉,。古代中國，也形成了二分的思想,。居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主流位置的儒家文化“擇中而處”,，即居于集體與個體的兩極之間。個體一端,，除了老子的“無為”,、莊子的“逍遙”，還有楊朱的“輕物重生”,。五四運動以后,，個性解放，大我也被重新解釋和建構,。這些年來,，小我作為重要的主體崛起，各種大我紛紛失落,，小我演化為唯我式的個人主義,。因此，人們常常呼喚集體意識與社會精神的回歸,。
社會的轉型,、歷史與文化的演變是美術創(chuàng)作的興衰之源。由此,，回望重大主題美術創(chuàng)作構建起中國美術整體格局的“文革”前十七年,，回望重大主題美術創(chuàng)作被“文革”抽空的十年，回望改革開放之初美術家對于人性的關注與急切表達,，便不難理解,，遠離了在題材、主題的選擇上如履薄冰的年代,，美術創(chuàng)作在題材,、主題上多方位的迸發(fā)；便不難理解,，遠離了重大主題創(chuàng)作激情火熱的年代,，美術家為何試圖拋開宏大敘事，在細瑣的日常生活細節(jié)中尋求當代精神風貌的傳達,，又為何執(zhí)著于自我的表達,、個性的抒發(fā)、個人圖示的構建,；便不難理解,，主題性美術創(chuàng)作為何因過分強調宣傳功用而減弱了藝術含量,，使人們特別是年輕人對主題性美術創(chuàng)作產(chǎn)生歧義和誤解，從而對其敬而遠之,；便不難理解,，在市場繁榮的商品社會，美術家的藝術風格為何會相對固定并不斷復制,。
只有突破小我,，追隨時代，重大主題美術創(chuàng)作才能走出頹勢,，再造輝煌,。（徐紅梅）
（責編：劉寶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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