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博權的第一次下放，就暴露出眾多的相關問題,。在徐州師范罷課后不久,，西北政法大學個別師生用“散步”表達了對結果的不滿。
在陜西省的這次申博中,，主管部門對信息的不公示,，導致申博失敗的部分高校教授“合理質疑”申博過程中的“暗箱操作”，流言滿天飛,。
幾家歡喜幾家愁,，獲得了博士建制的高校無可厚非的高興，實力相當,、申博失敗的高校卻很難接受這一結果,。（4月30日《時代周報》）
不管是徐州師范的教授罷課還是西北政法大學個別師生的“散步”，他們指向的都是同一個東西,，即博士點評審過程中的不透明和不公正,，或曰“暗箱操作”；然而,，他們卻都落入了同一個“制度陷阱”,。整個的評審過程其實就是一場爭奪教育部扔出的一根“骨頭”的鬧劇,，凡搶到這根“骨頭”的狗都會走到一邊去靜靜地獨自享用，而沒有搶到 “骨頭”的狗則免不了“汪汪”地叫上兩聲,，訴說自己的冤屈,，甚至咬上勝利者幾口，以發(fā)泄自己內心的痛苦或不滿,。這是一根多肉的“骨頭”——國家在博士點上捆綁了那么多的利益——引得各大高?！案傉垩币彩呛茏匀坏摹５捎谏瓴┻^程中信息的不公開,，不管是否存在所謂的“暗箱操作”,，任何一所申博失利的學校也都會很自然地猜想其中存在著某種不能公開的“貓膩”——這類似于一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即把自己失敗歸因于某些遠遠地超出了自身控制能力的外在因素,，以紓解失敗帶來的內心焦慮,。
這種學校之間的“利益博弈”是建立在對教育部所制定的“游戲規(guī)則”以及教育部的權威的盲從和確認之上的——每一次爭奪“骨頭”的過程都是對教育部的權威的一次確認和重新確認,，最大的受益者其實不是各大高校,，而是教育部。說白了,，目前的博士點申請制度以及類似的制度,，無非就是教育部加強自身的中央集權的一種工具罷了，雖然部分學校受益于這種制度,，但大部分學校卻是這種制度的受害者,。各高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與財力去爭奪這根“骨頭”的過程其實未必能促進高校自身各方面綜合力量的提升,。尤其,，一個學校的科研能力與教學水平，或用一個時髦的詞,，稱之為“軟實力”,，并非僅僅燒錢就能提高的，而是需要時間和全體師生的汗水去培育,。就算那些申博成功的學校,，在有博士點之前和之后，其科研能力與教學水平恐怕并不會有什么實質性的改善——最大的區(qū)別無非就是頭上的光環(huán)更耀眼了,，教育部下?lián)艿腻X更多了,。由于納稅人付出了更多的錢，卻沒有得到更加優(yōu)質的教育報務,，因此,，納稅人從這種制度中所能得到的益處也是非常有限的，在此意義上,，這是一種相當?shù)托А踔恋土印闹贫取?/font>
在這一幕爭奪“骨頭”的戲劇中,，教育部是總導演,，各個高校所扮演的只不過是作為“順從者”——甚至“盲從者”——的被動的“游戲參與者”的角色。眾所周知,，一種體制隨著時代的變遷不可避免地會變得僵化和保守,，成為一種阻礙系統(tǒng)進化的力量。如果一個系統(tǒng)要朝著良性的方面變遷和發(fā)展,，僅僅只有制度或規(guī)則的或主動或被動的“遵守者”還不夠,，還需要有象蘇格拉底的“牛虻”一樣的制度或規(guī)則的“質疑者”和“挑戰(zhàn)者”——這種角色同樣也應該由各大高校自己來扮演。遺憾的是,，為了一點眼前的利益,，各大高校卻放棄了自己應該扮演的另一種更重要的角色，把全部精力投入在前面一種角色的扮演中,，一方面對教育部惟命是從——甚至搖尾乞憐,，另一方面卻對于兄弟學校惡話相向。
其實,，就中國目前的教育現(xiàn)況而言,，爭一局之輸贏對于整個的教育環(huán)境的改善沒有任何積極的作用——甚至還會使整個教育環(huán)境變得更加惡化和非理性化。需要質疑,、需要挑戰(zhàn),、需要改善的是“游戲規(guī)則”本身的合理性，而不是在這種不合理的“游戲規(guī)則”劃定的圈子里爭得你死我活,。各大高校需要更多的自主權——而不是在教育部面前長期扮演“討奶”吃的角色（討到一回是一回）——才能步入和其他兄弟高校進行良性競爭的軌道,，并通過市場競爭的壓力（同時也是動力）促進自身綜合實力的提升。在枝枝節(jié)節(jié)的問題上修修補補只會給中國教育帶來更大的混亂和更大的負擔,。中國教育改革的唯一出路就在于通過利益格局和權力格局的重構,，進行“去中心化”的改革，將制約著中國教育健康發(fā)展的重大權力下放到基層,，下放到各大高校,，由一個大而笨拙的權力中心變?yōu)槎鄠€小而靈活的權力中心。這種改革固然會帶來很多新的問題,，但此舉將使中國人的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極大地解放和釋放出來,，而且也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并和世界教育的潮流接上了軌,。何況,，改革中面臨的新問題可以用進一步改革來解決，而抱殘守缺,，老在原有的格局里打圈子,，不管對某些利益集團的長遠利益，還是對中國教育的健康發(fā)展，都是沒有任何好處的,。
各大高校應該通過這兩次申博引發(fā)的公共事件進行認真地反思,，并且從教育局設計的那個狹隘的“制度陷阱”里跳出來，放眼更廣闊的世界,，勇敢地承擔起自己作為當前體制的反思者,、質疑者、挑戰(zhàn)者和改良者的責任,，爭取自己應得的權力以保障自身的發(fā)展,，并使自己成為一種能動的，可以和教育部進行有效協(xié)商和博弈的力量,。
中國教育和中國社會的希望也在于此,。（宕子）
（責編：李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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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4-29博士點不應淪為高校“博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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