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天“沖繩之旅”，分裂中華國土
2008年9月22日,，李登輝開始了卸任后的第四次日本行——“沖繩之旅”,。9月23日下午，李登輝在在沖繩會議中心以福澤諭吉的《勸學篇》為素材進行了題為《學問的推進和日本文化的特征》講演,。李登輝在這篇自己親自撰寫的講演稿中,，大力稱贊日本文化。一名前沖繩縣官員聽完演講后說：“李先生的話對于日本國民,，尤其是即將擔任日本首相的麻生太郎而言,，應該非常有幫助。”
在晚間,，李登輝和日本的“李登輝之友會”會員進行餐敘時,，恭喜麻生太郎當選為日本首相，說憑著他長期的觀察,，相信麻生可以帶領日本邁向更好的未來,。
9月24日，李登輝在參加沖繩知事的午宴上干脆說出：“釣魚臺(釣魚島)以前就是日本的,，如果想解決這塊魚場問題,，臺灣應與日本農林水產省用談判解決?！崩畹禽x的這番談話,，不僅讓在場的臺灣“駐日副代表”非常尷尬，就連在臺灣的呂秀蓮也表示不滿,，趁著和記者餐敘的機會,，開口就批李登輝失言：“我覺得他到日本以后，就是日本人了,，他在日本很少為臺灣講話,，我覺得他一直講日本話，‘國內’的事情在‘國外’講,，真的是失言!”
2008年,，是臺灣政局發(fā)生巨大變化的一年。失去政權8年的國民黨重新執(zhí)政,，兩岸關系轉圜回暖,，進入到一個以“和平與發(fā)展”為主題的歷史新起點?；蛟S基于此,，大陸對于李登輝此次的日本之行采取了一種“無視”的態(tài)度，沒有對日本政府公開表示不滿,。但是,，馬英九則公開表示李登輝此行有助于提升臺日關系。
2009年,，一周“文學之旅”,，實為“交棒”傳承
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網站近日透露，李登輝在接見日本學生受獎者時,，表達在今年5月31日計劃走完日本“奧之細道”的后半段,，包括新潟、富山和石川,。至于4年前他沒能走進母校京都大學,、追憶往日的遺憾,，這回也有可能一償宿愿。這樣看來,，此次李登輝的日本行好像是一次“文學之旅”,。但是，如果真的這樣認識,，恐怕就過于簡單了,。
2008年臺灣政局發(fā)生變化以后，執(zhí)政的馬英九推助兩岸關系大幅改變,，緩解了一度劍拔弩張的臺海局勢,。同時，也應該看到,，馬英九一方面向大陸表示“外交休兵”,，以此換取和大陸商議，為臺灣拓取更大的國際空間,；另一方面則暗中積極行動,，自我開拓國際空間，努力提升日臺關系就是其具體的明證,。
2008年3月初,，李登輝在接受日本右翼月刊《諸君》采訪的時候，就表示處在大選鏖戰(zhàn)中的馬英九并不是一個“親大陸反日”的人,。馬英九當選以后,，李登輝在接受日本《讀賣新聞》采訪時還表示：“如果馬英九請我在日本問題上幫忙，我雖然因為年齡的原因不可能再去擔任‘駐日代表’,，但還可以站在自由的立場上盡力,。”由此透露出李登輝非常希望把他在日本長年積累的人脈關系以及所謂的“經驗”用于新生的馬英九政權,。
馬英九當選的3月22日,，拜訪的第一站就是與他恩怨糾纏的李登輝。當時,，“尊重民意”的李登輝表示將幫助馬英九拓展在日本的關系，因為他在日本有龐大的人脈,。李登輝始終認為“臺日關系比兩岸關系重要”,。
在提升日臺關系上，李登輝揚鞭策“馬”,，馬英九也“馬”不停蹄,。具體說來，馬英九積極妥善處理了發(fā)生在2008年6月的日本海上保安廳撞沉臺灣漁船“聯(lián)合號”事件,；密集接見日本訪客,，強調改善兩岸關系和增進臺日關系二者之間毫無矛盾,，積極緩解日方的疑問；精心布局對日人事,，選用馬蕭競選總部國際部事務部主任馮寄臺出任臺灣“駐日代表”,，選用李登輝的親信彭榮次出任臺灣在日本的“白手套”——亞東關系協(xié)會會長；下令成立跨“部會”對日工作小組,，定期召開會議,，討論對日關系的具體政策，并發(fā)動各部會推動建立臺日準FTA架構,；將2009年定位為“臺日特別伙伴關系促進年”,，全面推動臺日之間在經貿、文化,、青少年,、觀光與對話等5個方面的交流。
在這種背景下,，李登輝的日本之行就很難看作是一次單純的“文學之旅”了,。分析人士指出，按照日本社會的文化習慣,，一個人手中的人脈關系,，要想向他人轉交的時候，是要由他本人親自出面的?，F(xiàn)在,，李登輝可以放心地向他在日本龐大的人脈關系介紹馬英九了。因此,，李登輝此行可以視為是一次提升臺日關系,、傳承臺日關系的“交棒之旅”。
細縷李登輝8年來5次日本之行,，可以看出李登輝盡管年事已高,，但仍然不肯退出臺灣政壇，千方百計要發(fā)揮自己的“余熱”,，但絕對不肯在促進兩岸關系發(fā)展,、有利于中華民族方面貢獻力量；可以看出無論是什么人擔任日本首相,，都會對中國打“臺灣牌”,，不時地用牽動中國最敏感的“臺灣問題”的方法尋求日中關系中有利于日本的新的利益點；可以看出大陸已經不再為“民間人士”李登輝的所作所為而大動干戈,，因為李登輝們的種種“小動作”已經無法扭轉兩岸關系的“和平與發(fā)展”的大局,，盡管可能對臺日關系有所提升、對中日關系產生負面影響,，但最終無法改變中日兩國“基于戰(zhàn)略利益的互惠關系”,。(蔣豐)
（責編：徐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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