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懷沙事件”近來能夠在社會上激起如此強烈的反響,，實在有點出人意料,。一來文懷沙老人在社會上盡管也屬大名鼎鼎，但他畢竟不是新聞媒體上正當紅或學術界首屈一指的超級明星，如季羨林或饒宗頤,；再則,，他那些遭到質疑的丑聞，像“虛報年齡”,、“因猥褻,、強奸婦女入獄”等都已是陳年舊賬，按理說事隔幾十年后再翻出來,，不至于讓喜新厭舊的現(xiàn)代讀者那么津津樂道,。
我對文懷沙的人品學問——即“國學”話語中的所謂“道德文章”——幾乎一無所知，沒有資格,，當然也不想加入事件本身是非黑白的爭論,。我更想從此事引發(fā)的轟動引申出去，探討一下近年來日益升溫的“國學熱”或“儒學復興”的前景,。
許多人也許還記得,，3年多以前，“新儒學大師”鄭家棟涉嫌重婚,、偽造文書和協(xié)助偷渡的新聞一經曝光,，曾經引起過比今天的“文懷沙事件”更加強烈的輿論地震。讓我們先作一個假設,，如果鄭家棟和文懷沙不是憑借“國學”或“儒學”贏得名望,，而是兩個從事西方哲學的著名教授或研究員——比方說北京大學教康德哲學的老師，上述丑聞同樣發(fā)生在他們身上,，會招來普通民眾這么大的關切嗎,？答案多半是否定的。這其中的道理并不十分復雜：“國學”在中國人心目中從來就不是一種專業(yè)化的學術,，它寄托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整套理想化社會規(guī)范,。換言之，社會大眾對“國學大師”和“哲學教授”的心理期待是截然不同的——沒有多少學生會認為,，一個康德哲學教師本人必須是“道德形而上學”的信奉者,，而自己學習康德哲學之后就必須成為“道德律令”的踐行者,；但所有人(包括我)都堅定地認為,，一個真正的“儒學大師”就應該是孔孟學說的衛(wèi)道士和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傳承者。所謂“知行合一”,，是中國古代學術有別于西方現(xiàn)代知識體系的最大特色,。
我認為，這才是一般國人不能原諒鄭家棟和文懷沙的深層原因,。不過,，正是從這一個基本落腳點出發(fā),，我卻得出了一個十分令人沮喪的結論：傳統(tǒng)意義上的那種“國學”和“儒學”已經死亡，并且在可預見的未來,，它也沒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這必須從構成中國古代文化傳統(tǒng)主流的儒學的性質說起。余英時先生在《現(xiàn)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一書中精辟地指出,，儒學不是一種單純的哲學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系統(tǒng)，從一個人自生至死的整個歷程,，到家國天下的構成,，都在儒學的范圍之內。過去2000多年中,，通過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種種制度的建立,，儒學一步步滲透進國人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雖然傳統(tǒng)儒學不能與傳統(tǒng)制度劃等號,，但它確實托身于后者,。因此，隨著辛亥革命以后大一統(tǒng)皇權政治制度的崩潰,，儒學也就失去了其安身立命的依托,，變成一個游離于現(xiàn)代建制之外的“游魂”?！坝位辍钡囊馑际钦f,，儒學的許多精神元素至今依然在中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fā)揮著顯性或隱秘的功能，但作為一個整體性的架構,，它已經不復存在,，無力再像過去那樣為整個社會生活提供一個穩(wěn)固的思想基礎。
現(xiàn)代中國社會是以西方近代以后形成的結構重新組織起來的,，也就是說,，政治、宗教與學術是分離的,。這就意味著,，試圖復興傳統(tǒng)中國的那種制度化的儒學是絕無可能的，這也就是追求整全性目標的現(xiàn)代新儒學所面對的難以克服的困境,。那么,，擁有光輝傳統(tǒng)的儒家文化在政、教、學三條不同戰(zhàn)線上的命運又分別如何呢,？
儒家想要重新占領政治舞臺,，重建一種政治制度，幾近于天方夜譚,。且不說其現(xiàn)實可能性為零,，即便可能，也是不足取的,。中國近代歷史已經證明,，儒家政治是一種無力應對現(xiàn)代挑戰(zhàn)的失敗的制度。否則,，就不會有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一切“中國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