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考誤訂疑，護惜古人,。歷代遺留下來的史籍浩如煙海,，但經(jīng)過千百年傳抄鏤刻,，尤其是人為裁奪取舍，脫誤已多,，積重難返,。王鳴盛感慨書籍“每為無學識者改壞，一開卷輒嘆千古少能讀書人”(《十七史商榷·黎斐》),，可謂真實寫照,。乾嘉史家自覺地承擔起考誤訂疑、正本清源的時代責任,。王鳴盛指出：“生古人后,，但當為古人考誤訂疑。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以自為功，其情最為可惡!”(《十七史商榷·通鑒與十七史不可偏廢》)替前人著作考誤訂疑,，并非志在窮責究過,，而是一種護惜古人的態(tài)度；那種不顧時代的責任,，一味鑿空翻案,，掩前人之功以為己著的做法，最終只會毀滅學術,。錢大昕也指出：“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拾遺規(guī)過，匪為前人,，實以開導后學,?！彼砻髯约骸吧Ｓ芫捌龋瑢W殖無成,，惟有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海內共白”(《廿二史考異·序》),。闡明如此治史不但可以揭示前人著述的真正價值,，而且還可以繁榮學術事業(yè)，嘉惠后學,，最終促進史學的延續(xù)與發(fā)展,。崔述作為清代辨?zhèn)纬删妥罡叩膶W者,，曾經(jīng)遍考群書,，整理古代史料，刊落百家謬妄,。他在《考信錄提要》中也明確提出：“古之國史既無存于世者,，但據(jù)傳記之文而遂以為固然，古人之受誣者尚可勝道哉! 故余為《考信錄》,，于漢,、晉諸儒之說，必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詆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贝奘龈F其一生所致力的目標是不使古人受誣于后世，其間所體現(xiàn)出的護惜古人之情,，與錢大昕等學者如出一轍,。這并不是簡單的歷史巧合，而是時代精神所使然,。

其三,，力戒妄言和馳騁議論。乾嘉史家在著述觀念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極力反對妄為大言,，馳騁議論。這主要是針對宋明以來所形成的那種褒貶予奪的空疏學風,。這種治史方法往往強立文法,，擅加予奪褒貶，嚴重背離了歷史評論要以史實為依據(jù)的治史宗旨,，受到了乾嘉史家的嚴厲抨擊,。王鳴盛聲明：“如所謂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與夫強立文法,，擅加予奪褒貶，以筆削之權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十七史商榷·序》）他批評那些動輒妄為大言的人,，“高自位置,，蔑棄前人，而胸馳臆斷,，其實但可欺庸人耳,，自有識者觀之，曾不足以當一笑,。后之學者,，尚其戒之?！?《十七史商榷·馬融從昭受漢書》)錢大昕也指出：“世之考古者,，……皆文致小疵，目為大創(chuàng),，馳騁筆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輒以褒貶自任，強作聰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時勢,，強人以所難行,，責人以所難受，陳義甚高,，居心過刻,，予尤不敢效也?！?《廿二史考異·序》)在乾嘉史家看來,，讀史之人對歷代典章制度不必橫生意見，對善惡事跡亦不必強立文法,，只要考證清楚就可以起到懲惡勸善的作用,。而前人那些凌駕于歷史事實之上的馳騁議論著作,，不但無法與歷史事實完全符合，而且搞亂了歷史事實,，無益而有害,。這表明當時力避空疏、實事求是的治史觀念已經(jīng)在無形地規(guī)范著他們的治史活動,，促使他們注重征實考證而不輕易撰寫通史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