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共“一大”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80多年前,，但因為當時的條件限制未能深入展開,，成果有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一大”研究迎來了它的春天,。
在過去的30年中,，關于中共“一大”出現(xiàn)過三次研究高潮。
第一次是20世紀80年代初,，也即改革開放初期,，編輯和整理了許多原始資料，如《一大回憶錄》,、《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一大”前后》,、《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中國回憶錄（1920—1927）》、《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資料》,、《中共“一大”南湖會議》等,，以及張靜如,、王朝美、德京,、黃福通著《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立》,，李新、陳鐵健主編《偉大的開端》等書籍,。
第二次是20世紀90年代初,，出版的主要書籍有：《共產國際、聯(lián)共（布）與中國革命關系檔案資料叢書》,、馬連儒著《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錄》,、邵維正著《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建史》、周尚文主編《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建史》,、秦英君與張占斌著《大浪淘沙——中共“一大”人物傳》,、沙健孫主編《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建》、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七十年》,、鄭惠與張靜如主編《中共一大代表叢書》等,。
第三次是進入21世紀以后，代表性書籍有：吳少京主編《親歷者憶——建黨風云》,、《中國共產黨歷史（1921—1949）》第一卷,、石川禎浩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黃修榮著《橫空出世——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建史》,、曹仲彬著《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劉宋斌與姚金果著《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建史》、馬連儒著《風云際會——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錄》等,。代表工具書有《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建史大事件》,、《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建史辭典》、《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建史論著目錄》等,。
30年來發(fā)表的有關中共“一大”的文章大概有400多篇,，獲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一大”的開幕日期。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黨史專家邵維正考證后提出,，“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召開的（文章發(fā)表于《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1期），成為共識,，目前出版的所有黨史著作都吸收了這一重要研究成果,。
“一大”的會址?！耙淮蟆闭匍_的主要地點是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yè)路76號）的李書城（李漢俊哥哥）家里,，最后一次會議是在嘉興南湖召開，這些在學術界本來已是共識,。而上世紀90年代有學者提出博文女校也是“一大”的會址之一,。不過,，這一觀點并沒有引起學界過多的重視。
“一大”會議的代表人數(shù),。史學界對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數(shù)一直存有爭論,，主要是“12人說”和“13人說”。以往問題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資格上,；后來又有關于何叔衡有沒有出席“一大”會議的疑問,。關于包惠僧的代表資格問題，有正式代表和非正式代表兩種主要說法,。進入新世紀后,，學者觀點比較一致，認為包惠僧是中共“一大”廣東代表,。此外,，還出現(xiàn)一種新說法，即包惠僧是臨時中央和陳獨秀之間的聯(lián)絡員,。至于何叔衡,，在進入新世紀后，有學者考證后認為,，他是“一大”代表,，但未出席“一大”。
陳獨秀,、李大釗缺席“一大”原因,。關于此事，一般認為都是因為公務繁忙,。不過最近有學者提出,，“透過公務繁忙”的表象，“南陳北李”沒有出席中共“一大”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在他們兩人看來,，中國共產黨早在1920年便成立了，參加不參加“一大”不比手頭的工作更重要,。
“一大”的閉幕日期?，F(xiàn)在，“7月31日說”已經(jīng)被基本放棄,，但“8月1日說”,、“8月2日說”和“8月5日說”，依據(jù)新的史料尚需再做進一步研究,。同時還有學者提出了8月3日這一新的說法,。
歷來認為《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是中共“一大”通過的兩個正式文件，盡管到目前為止，尚未發(fā)現(xiàn)這兩份文件的原始中文本,。但是這兩份文件對中共“一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一直以來是學者關注的重點之一,。
中共“一大”的15位參加者中有兩位外國人,，分別是共產國際使者俄國人尼克爾斯基和曾擔任過列寧工作秘書并由列寧推薦來華的共產國際正式使華代表荷蘭人馬林。長期以來,，研究者往往強調馬林對“一大”的作用,。但是，近年有學者撰文提出,，馬林對中共“一大”的作用并不像長期以來人們所認同的那么大,。而對尼克爾斯基，以往研究者一直不是很清楚,，近幾年,，經(jīng)過俄羅斯和蒙古學者的不懈努力，終于將他的身份搞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