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政治經濟學（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和比較歷史研究（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是交集的關系,，前者包含很多研究傳統(tǒng),；后者橫跨不少學科領域，但比較歷史研究是比較政治經濟學的主流研究傳統(tǒng),。從本質上講,，比較政治經濟學是關于國家如何調整和發(fā)展經濟的研究,，而國家如何做離不開歷史的傳承，因此離不開比較歷史研究,。當今的世界太多人說國家應該做什么,，太少人問國家是否能夠做、怎樣能夠做,。本文并非要直接回答這些問題,，但希望能夠通過討論比較政治經濟學、比較歷史研究以及它們的交集為我們提供一些思考和啟示,。全文共分五節(jié),，第一節(jié)從政治經濟學的演變探討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由來和特點，第二至第四節(jié)以比較政治經濟學為基礎探討比較歷史研究的三個特點,，即對因果關系的探索,、對歷史作用的重視和對比較案例的應用。
一,、政治經濟學,、比較政治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誕生于歐洲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17世紀這個詞在法語里出現(xiàn),，18世紀在英語
里出現(xiàn),。出現(xiàn)在何處也許是偶然，但它的出現(xiàn)則帶有強烈的必然性,。17,、18世紀正是歐洲民族國家和市場經濟崛起的時代。幾百年的軍事競爭使統(tǒng)治者們學會將戰(zhàn)爭機器與財政支持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政治經濟學的原初意思就是一門探討國家如何管理財政的學問,。直到今天，很多政治經濟學的定義還與這個原初含義驚人地相似,。［1］
雖然政治經濟學起始于對國家如何管理好財政的研究,，但當它一經成為一個研究領域，研究的主題,、對象,、范圍和方法就變得五彩繽紛。很多學者將財政擴展為經濟,，因為后者是前者的基礎,。也有許多學者強調國家管理財政的背后是國家,、社會與經濟的互動，因此進一步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國家,、社會和經濟的關系的學問,。還有的學者不滿足于對經濟增長的探討，將經濟平等問題也帶入討論中,。更有學者發(fā)現(xiàn)國家和社會很難被數(shù)學化,、模型化，于是專注于市場運作規(guī)律的研究,。出現(xiàn)上述這些情況是很正常的,，因為本來就沒有人是為了維護政治經濟學的邊界而做研究，反之,，是這些研究不斷地改變著政治經濟學的邊界,。
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有一個學者們都認同的定義或邊界,，而爭論的焦點往往在于被評判的研究到底離政治經濟學的原初意思有多遠才不能被算作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這當然是一件見仁見智的事情。不過,，從政治經濟學在西方的發(fā)展狀態(tài)來看,，似乎并沒有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紛亂。19世紀70年代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發(fā)展的重要分界點,。在很多經濟學家眼里,，研究主題、對象,、范圍和方法五彩繽紛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在這個分界點歸入經濟學,，而經濟學運用邊際效應的概念和數(shù)學工具專注于對市場運作規(guī)律的研究。也就是說,，在很多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研究規(guī)范化和科學化的體現(xiàn)，因此理應是政治經濟學的繼承者,。而那些不滿足于僅僅研究市場運作規(guī)律的學者則在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學科內找到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共識,，即對國家、社會與經濟的關系的研究,，或簡單說就是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研究,。
應該說，在學科分界相對比較明確的美國,，政治學對從事國家,、社會與經濟關系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影響最大。在美國,，政治學一般被分為政治哲學,、本國政治學（在美國就是美國政治學）,、國際政治學和比較政治學等幾大領域。在這些領域之下就有了相對應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即在政治哲學之下就有從事政治經濟思想和理論的政治經濟哲學的研究,，在本國政治學之下就有從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本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在國際政治學之下就有從事國際政治體系與國際經濟體系互動關系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最后在比較政治學之下就有從事比較不同的國家、社會與經濟關系的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
“比較”在這里既可以是同一時間段下但不同地域內的國家,、社會與經濟之關系的比較，也可以是同一地域內但不同時間段下的國家,、社會與經濟之關系的比較,。簡單說就是不同國內政治經濟體系的比較研究。比較政治經濟學的上述兩個“比較”的維度也與比較政治學緊密相連,，其實就是比較政治學研究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反映,，即跨國家/地域的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和單一國家/地域的區(qū)域研究（area studies）。
雖然比較政治經濟學這個領域的發(fā)展深受比較政治學以及整個政治學學科的影響,，但它作為一個領域的出現(xiàn)就像政治經濟學的出現(xiàn)一樣,，離不開時代背景。應該說,，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很早就存在,，但它成為一個領域則是20世紀70年代的事。美國以及西方國家在70年代初遭到了第一次石油危機的重創(chuàng),，于是出現(xiàn)了兩批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展開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一批學者著重探討美國衰落后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特別是新的國際政治體系將如何影響國際經濟體系,；而另一批學者則專注于研究發(fā)達國家在危機中的不同表現(xiàn)和不同應對策略,。雖然美國最終沒有衰落，但前者的研究發(fā)展出了今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而后者的研究則推動了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形成,。自此之后，比較政治經濟研究從對石油危機的不同應對發(fā)展成對發(fā)達國家的經濟調整,、福利體系以及資本主義多樣性的比較研究,。東亞的崛起使關于發(fā)展中國家的比較研究迅速融入比較政治經濟學領域，而中國的改革以及蘇東劇變又為比較政治經濟學領域加入了轉型國家的比較研究,?？傊容^政治經濟學為我們更好地理解不同國家的發(fā)展經驗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不同的政治經濟理論和方法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臺,。
二,、比較歷史研究與因果關系的探索
在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發(fā)展過程中，政治學（特別是比較政治學）對其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引入了比較歷史研究的方法,。比較歷史研究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路徑,，當然不只局限于政治學，但由于摩爾（Moore）1966年所著《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梯利（Tilly）1975年所編《民族國家在西歐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以及斯科波爾（Skocpal）1979年所著《國家與社會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等經典的推動,，比較歷史研究迅速成為比較政治學的一個重要研究傳統(tǒng)。隨著這個研究路徑被引入比較政治經濟學,，對國家,、社會與經濟關系的比較歷史研究也逐漸成為比較政治經濟學的主流研究傳統(tǒng)。
那么,，什么是比較歷史研究呢,？馬洪尼（Mahoney）和魯施邁耶（Rueschemeyer）認為其有三個主要特點，第一是對因果關系的探索,，第二是對歷史順序和過程的重視,，第三是對比較案例方法的應用。［2］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在比較案例中通過對歷史作用的分析而得出因果關系,。從本節(jié)開始每節(jié)將討論一個比較歷史研究的特點,，并結合比較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實例來進行說明。
首先是因果關系,。這里的核心問題是什么樣的因果關系,？特殊的因果關系還是普適的因果關系？比較歷史研究從“出身”上看是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里維（Lewy）在1968年出版的研究歷史數(shù)據(jù)在比較政治分析中的應用一文里這樣寫道：“基于一個廣泛的認識,，歷史學家研究的是獨特事件而社會科學家尋找的是普遍規(guī)律。前者試圖描述和解釋像清教徒革命或法國大革命這樣的特殊事件,，而后者則對引發(fā)革命的一般原因感興趣,。”［3］因此比較歷史研究既有對特殊事件的描述和分析,，又要通過比較得出具有一定規(guī)律性的解釋,。這個史學與社科結合的背后是對事物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兩種追求的妥協(xié)。
比較歷史研究崛起于20世紀60年代,，當時社會科學的主流理論是現(xiàn)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F(xiàn)代化理論所展示的人類發(fā)展進程是單一的，西方在前,，其他地區(qū)在后,，后進國家需要重復西方已經走過的道路即可。西方一批學者反對這種抹殺發(fā)展多樣性的觀點，進而懷疑所有宏大理論（grand theory）是否能夠真正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人類發(fā)展的進程,。但是,，他們又同時不滿足于對事物進行純粹描述或個別解釋。因此比較歷史研究應運而生,。這些學者希望通過比較歷史研究兼顧對規(guī)律性的追求和對復雜性的認識,，即試圖在一定時空內尋找普遍規(guī)律。通過比較而得出的規(guī)律意味著對普遍性的追求,，而加入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則是為了體現(xiàn)事物的復雜性和特殊性,。從另一個角度看，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也是抽象的理論與具體的限制之間的關系,，而比較歷史研究的核心目的正是為了更好地將理論與現(xiàn)實連接在一起,。斯科波爾稱之為“肩負雙重任務的社會科學”（doubly engaged social science），在理解現(xiàn)實世界變化的同時參與關于因果假想,、理論框架和最佳實證調查方法的學術爭論。［4］
比較政治經濟學中的比較歷史研究經典幾乎是毫無例外地在限制的時空下尋求普適的因果關系,。例如卡岑斯坦（Katzenstein）的早期比較政治經濟學經典就通過研究6個國家對第一次石油危機的應對政策,，展示了國家和社會各自的集中度以及兩者的區(qū)別度對經濟政策的影響。［5］集中度是指國家或社會是否有很高的組織程度,，權力是否集中,，而國家和社會的區(qū)別度則指兩者的聯(lián)系是否緊密。比如在日本,，國家和社會的各自的集中度都很高（即兩者都有高度的組織水平）,，而它們的區(qū)別度則很低（即聯(lián)系很多），因此日本應對石油危機的政策就更傾向于內生的產業(yè)政策等,，這是因為高集中度的國家可以通過其與社會的諸多聯(lián)系實施產業(yè)政策,，而高集中度的社會也便于國家直接找到溝通以及實施政策的對象。相反,，國家和社會各自的集中度都很低而兩者的區(qū)別度則很高的美國就很難組織起產業(yè)政策這樣的內生應對方案,，于是只能通過其超強的外在力量與石油輸出國達成妥協(xié)。在這篇比較政治經濟學和比較歷史研究的經典中,，卡岑斯坦試圖通過比較6個發(fā)達國家在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的行為來得出一個國家-社會的結構與關系導致相應的經濟政策這樣一個普適的因果關系,。很顯然，這樣的因果關系對我們理解像發(fā)展中國家這樣的其他類型國家也具有很強的啟示,。但這個因果規(guī)律畢竟是比較主要發(fā)達國家得來的,，發(fā)展中國家的不同歷史背景和國家、社會的構成是否能夠得出相似的結果是不能輕易下結論的,。因此,，這個比較歷史研究所得出的因果規(guī)律只能說在發(fā)達國家中更適用,。
三,、比較歷史研究與歷史的作用
比較歷史研究的第二個特點是對歷史的重視,。伴隨著比較歷史研究的成長，“歷史重要”（history matters）也成為美國學術界的名言,。梯利說：“歷史對社會科學重要是因為它對社會過程重要，即社會過程在何時何地展開影響著它如何展開?！保?］但是，這里要說明的是,，比較歷史與“歷史比較”并不完全一樣,。后者更傾向于歷史研究，特別是對歷史上的現(xiàn)象和事件進行比較,，而比較歷史研究中的“歷史”更多的是指歷史作用,，即歷史因素、歷史順序,、歷史過程等對現(xiàn)時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影響，現(xiàn)時政治經濟的發(fā)展自然是政治學和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直接關注點,，也是與歷史研究的重要區(qū)別,。比如在上述卡岑斯坦的研究中，是一系列歷史因素和事件塑造了6個發(fā)達國家不同的國家-社會結構和關系,，其中包括是否具有封建傳統(tǒng),、國內不同地域發(fā)展的差異、二戰(zhàn)后美國軍事占領時所實行的不同政策等等,。因此形成了歷史塑造現(xiàn)時結構和關系,、現(xiàn)時結構和關系導致政策的因果鏈。這個因果鏈雖然起源于歷史,，但歷史是用來服務于解釋現(xiàn)時情況的,。
這樣的例子在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比比皆是。在卡岑斯坦的另一個比較歷史研究中,，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經濟、政治大危機塑造了中歐和北歐小國內部的政治妥協(xié),，最終建構出以福利保障為基礎的積極,、靈活應對國際市場競爭的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7］齊斯曼（Zysman）在其《政府,、市場與增長》一書中探討了三種不同類型的國家金融體系及其對國家干預形式和產業(yè)變遷路徑的影響,，而以英國為代表的資本市場的金融體系、以法國為代表的信貸加政府管制的金融體系,、以西德和日本為代表的信貸加大型金融機構的金融體系都是這些國家的具體歷史過程塑造而成,。［8］歷史的作用也突現(xiàn)在對發(fā)展問題的比較政治經濟研究中。比如，哈格德（Haggard）在比較韓國,、臺灣地區(qū),、新加坡、香港地區(qū),、墨西哥和巴西的戰(zhàn)后發(fā)展過程中特別強調了不同發(fā)展戰(zhàn)略的歷史變遷路徑,。［9］科利（Kohli）則從不同殖民歷史出發(fā)探討了韓國、巴西,、印度和尼日利亞的不同發(fā)展軌跡,，并認為國家是否有能力推動工業(yè)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殖民時期所形成的國家-社會關系。［10］
上述討論強調了比較歷史研究中的“歷史作用”,，但我們不應該因此簡單地認為比較歷史研究強調歷史決定論,，“歷史重要”與“歷史決定”不能等同。應該說,，比較歷史研究中的很多經典都強調了歷史對現(xiàn)時結構的塑造,，從而決定了現(xiàn)時政策。比如卡岑斯坦關于應對石油危機的上述研究就體現(xiàn)了這一點,。另一部比較政治經濟學經典——《駕馭經濟》也體現(xiàn)了同樣的思路,。［11］霍爾（Hall）在這部著作里比較了英國和法國戰(zhàn)后的不同經濟政策，提出了不同的國家,、資本和勞工組織結構（如財政部門在國家機構內的地位、金融資本與工業(yè)資本的關系以及工會的集中度等）決定了不同政策的觀點,，并進一步論證了這些不同組織結構的歷史來源,。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經不僅僅是“歷史重要”，的確帶有“歷史決定”的味道,。雖然比較歷史研究中有注重結構的研究,，但也不乏強調能動的研究?！镀D難時世下的政治》就是這樣一部經典,。［12］古勒維奇（Gourevitch）在這部著作里比較了5個西方主要國家在歷史上三次經濟大危機中的表現(xiàn)，強調社會聯(lián)盟的組成與變遷決定了這些國家不同的應對政策,。在分析中,，古勒維奇強調不同集團的利益與政治運作決定了社會聯(lián)盟的形成和瓦解。歷史過程仍然重要,，前一時間段的力量對比會影響后一時間段的聯(lián)盟形成,，歷史順序也起作用，從19世紀末的危機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危機,，土地擁有者的政治力量明顯下降，勞工組織的力量則明顯上升。但是,，通過強調基于利益的政治運作,，古勒維奇為我們充分展示了政策形成的能動過程。因此也在比較歷史研究中獨樹一幟,。
隨著比較歷史研究的不斷發(fā)展,，學者們對“時間”因素也開始了深入研究，在一些強調歷史作用的專用名詞里最著名的應該是“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了,。路徑依賴強調了歷史的傳遞作用,，歷史在一個時間段的發(fā)展對下一個時間段的結果有著重大影響，而擺脫這一影響則會產生巨大成本,。邦斯（Bunce）對東歐和前蘇聯(lián)政治經濟轉型的分析就體現(xiàn)了路徑依賴的概念,。［13］她指出，東歐初期的政治經濟改革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第一次西方式選舉的結果,。如果改革派獲得決定性勝利,，如在波蘭，那么政治經濟改革就被迅速推動并且比較平穩(wěn)地發(fā)展,；如果保守派獲得決定性勝利,，如在烏茲別克斯坦，政治經濟改革就很難推動,，但經濟會仍然按照舊有模式較穩(wěn)定地發(fā)展,；當改革派與保守派都無法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候，如在俄羅斯,，改革就斷斷續(xù)續(xù),、進退維谷，經濟發(fā)展則最為混亂和不穩(wěn)定,。邦斯進一步認為,，在第一次西方式選舉的成敗背后是改革派力量在舊有體制下的強弱問題。強弱程度決定了改革派在第一次選舉中的獲勝程度,，從而決定了政經改革是否能夠平穩(wěn)進行,。從歷史上的改革派力量到第一次轉型選舉，再到選舉后的政經改革,，邦斯的研究展示了東歐政經轉型的路徑依賴,。
四、比較歷史研究與方法論的挑戰(zhàn)
比較歷史研究的第三個特點是對比較案例研究方法的應用,。從前兩節(jié)的討論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比較歷史研究都是以國家為案例進行比較的，特別是主要政治經濟強國或極具特點的國家,。近年來,，以國家為主要案例的比較歷史研究在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內外都面臨著來自科學主義方法論的強烈挑戰(zhàn),。具體而言，一是定量研究的挑戰(zhàn),，二是理性選擇方法的挑戰(zhàn),。定量研究挑戰(zhàn)比較案例研究的科學性，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者普遍認為,，常用的求同法（method of agreement）和求異法（method of difference）等比較方法最多只能排除潛在原因,，而無法確證普適性因果關系，加上變量多和案例少的限制,，比較案例研究很難得出規(guī)律性的結論,。對此，從事比較案例研究的學者有兩種觀點,?；诮穑↘ing）、基歐漢（Keohane）和維巴（Verba）于1994年所著《設計社會調查》（Designing Social Inquiry）一書,，一種觀點認為,，定量研究與比較案例研究沒有本質區(qū)別，只是追求普遍規(guī)律的形式不同,。前者需要隨機選擇大量樣本,，以覆蓋眾多自變量的變化范圍，然后用回歸方法找出自變量和因變量的相關性,，而后者則需要有意識地運用有限的案例來覆蓋有限的自變量的變化范圍,，但無論如何，結果是殊途同歸,，都能夠達到探索普遍規(guī)律的目的,。基于維恩（Ragin）于1987年所著《比較方法》（The Comparative Method）一書的第三章,，另一種觀點認為，定量研究與比較案例研究目標各異,，不可同比,。前者的研究目標是探索一般現(xiàn)象的普適規(guī)律，如軍事開支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而后者的研究目標則是探索特殊現(xiàn)象的核心原因,，如東亞經濟奇跡的產生。奇跡本身就是小概率事件,，需要大量樣本的定量研究愛莫能助,，而特殊現(xiàn)象也需要對案例進行詳細分析。也有從事比較歷史研究的學者指出,，比較歷史研究與定量研究探索因果關系的方式不同,。前者是按照尋找必要或充分條件的方式探索因果關系的,，而后者則是建立在大量樣本的均值之上的概率性探索方式。［14］
如果將上述討論與前面關于因果關系的討論結合起來,，我們就可以發(fā)現(xiàn),，上述兩種觀點正好代表著比較歷史研究所要面對的普遍性因果關系和特殊性因果關系兩個極端，而比較歷史研究正是要在這兩個極端中間尋找出路,，即在一定時空內尋找普遍規(guī)律,。當然，一個比較歷史研究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有很多點可以選擇,，最終的落腳點代表了研究者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偏好,。應該指出的是，無論靠近那一端,，比較案例研究和定量研究都各有長短,。比較歷史研究雖然在選擇案例和變量數(shù)量上有很大限制，但能夠深入案例探索多種原因的復雜互動和多種途徑的因果關系,，而不用像定量研究那樣經常需要假設因變量和自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15］面對定量研究的挑戰(zhàn)，從事比較歷史研究的學者也在不斷學習和創(chuàng)造新的研究技巧,，以加強自己觀點的說服力,。這些技巧包括模式匹配（pattern matching）、過程追蹤（process tracing）,、因果敘述（causal narrative）［16］和次序闡述（sequence elaboration）［17］等等,。其中過程追蹤最為著名，這是一個從結果開始回溯整個因果作用的過程以至確定因果機制的方法,。
除了定量研究,，比較歷史研究也需要面對理性選擇方法的挑戰(zhàn)。理性選擇方法從本質上講是經濟學的基本方法,。經濟學在19世紀70年代獨立門戶,，進而發(fā)展成現(xiàn)在人所共知的新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的運作規(guī)律一直是其研究的主題,。到20世紀60年代,，一些經濟學家超越了新古典經濟學里對兩類理性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假設，引入了理性的政府官員（如尋租理論）,，也開始探索理性個人與組織的關系（如集體選擇理論）等等,。這些學者擴大了理性人的運作范圍，但沒有脫離理性選擇的基本方法,，而是以理性人為基礎,，通過分析人與人、人與組織以及人與國家的關系來進一步揭示政治經濟規(guī)律,。這是以前的新古典經濟學無法做到的,，因此基于理性選擇方法的這些學術發(fā)展被稱作新古典政治經濟學或新政治經濟學,。
常常以宏觀分析單位為基礎、以宏觀過程為分析對象的比較政治經濟學和比較歷史研究在理性選擇方法的崛起過程中確實也面臨著挑戰(zhàn),。但與定量研究的挑戰(zhàn)不同,，宏觀分析單位并非比較政治經濟學和比較歷史研究的核心價值，而宏觀過程與理性選擇方法所提供的微觀基礎不但不一定矛盾,，還有可能互補,。因此，理性選擇方法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逐漸被比較政治經濟學和比較歷史研究雙雙吸納,。比較政治經濟學受政治學的影響,，對不同理論和方法一直保持著開放的態(tài)度。以理性選擇為基礎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為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以個人為中心的理論視角,，是對以國家,、社會、制度為中心的理論視角的一個重要補充,。另一方面,，一些理性選擇學者同樣認為理性選擇方法與比較歷史研究也可以互補。比如萊維（Levi）就認為比較歷史案例在不同的環(huán)境里分析理性人在限制條件下的戰(zhàn)略互動,，可以進一步加強理性選擇研究,。［18］她稱其為“比較歷史的理性選擇”（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rational choice）。萊維的實際研究也在探索理性選擇方法與比較歷史研究的結合,。她在《統(tǒng)治與歲入》一書中通過對古羅馬,、中世紀的法國和英國、18世紀的英國等歷史案例的比較研究分析了統(tǒng)治者在限制條件下追求財政最大化的戰(zhàn)略行為,，提出了掠奪性統(tǒng)治理論（the theory of predatory rule）,，［19］這本書也成為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經典之作。
五,、結語
比較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歷史研究不僅面臨著方法論的挑戰(zhàn),，對歷史數(shù)據(jù)的質疑也是一個重要方面。很顯然,，對歷史作用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建立在大量的二手資料上,，而這些資料可能充滿了選擇偏見。［20］但是無論如何,，比較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歷史研究的交集仍為我們對現(xiàn)時世界的政治經濟運作提供了一個理解框架。也許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現(xiàn)時世界的國家,、社會與經濟的互動往往植根于歷史。因此,，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國內政治經濟體系的多樣性仍然不容忽視,。別國的發(fā)展經驗如何與自己的國內體系相適應仍然是一個發(fā)展的重要課題。這點對于今天的中國尤其重要,。
來源：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