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年代末，學(xué)術(shù)界、理論界曾對曹操進行過一次密集型討論,，曹操成為一時的話題人物。2009年年底,，時隔半個多世紀，一座坐落在河南安陽安豐的大墓被發(fā)現(xiàn),，有聲音說,，墓主人是曹操，這墓就是高陵,，曹操又一下子成了時代的話題人物,。在這真?zhèn)沃嫒詫⒗^續(xù)，出土材料還有待于做進一步科學(xué)分析的時候,，我們怎樣認識這位已經(jīng)逝去了一千多年的歷史人物呢？恐怕還得要從傳世文獻中有關(guān)曹操的材料與記載入手,，力求認識一個盡可能真實的曹操,。這就涉及到怎樣來閱讀這些史料、史書的問題,，也即如何求真的問題,。
史書記載重事件記錄，少人物刻畫
目前最早,、較為全面記載曹操的史書,，是西晉人陳壽所編撰的《三國志》。從史書編撰體例上講，《三國志》是一本紀傳體斷代史,，體例決定了《三國志》是以人物為中心來敘述歷史,。但是，史書的敘述有它的局限性,，不可能纖細入毫地去反映傳主的生平,。就拿曹操來說，《三國志·武帝紀》是曹操的本紀,，整篇文字按時間線索一路走下來,，最后以陳壽的評語作結(jié)。除了對少年曹操有過色彩化的描述——“少機警,，有權(quán)數(shù),，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yè)”外,，其他基本上都是事連著事,，眾多的人物、地點紛至沓來,，流水賬般地翻篇而過了,。從現(xiàn)代傳播學(xué)的角度看，這樣的敘述沒有主題,，缺少細節(jié),，傳主形象太過虛化，使得處于陌生時空中的后代讀者要想了解一個血肉豐滿的曹操,，基本上很困難,。
然而，從史書編撰的角度看,，紀傳體史書中的“紀”,，作為帝王級人物的專屬版面，負有雙重任務(wù),。一重任務(wù),，要反映傳主的事跡；第二重任務(wù),，要建立時代坐標,。在編撰手法上走簡約的路，應(yīng)是不二之選,。否則,，要在時代大背景下展現(xiàn)曹操風(fēng)采，記錄下曹操的方方面面,，豈是幾萬言可以實現(xiàn)的,？
史料缺乏易使后世評價“孤證可立”
到了后來,，《三國志》中簡約化的曹操逐漸被色彩化，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之一,，在于有了新材料,。陳壽《三國志》本文傳世大約百余年后，出現(xiàn)了南朝宋人裴松之的《三國志注》（以下簡稱裴注）,。依照裴松之自己的話說,，他的目的是為了彌補陳壽記史簡略的缺憾。從記載上看,，裴松之為《三國志》做注,，是受詔完成的一項政治任務(wù)。這就意味著,，在那時,，官方要從《三國志》中獲取治世的經(jīng)驗和教訓(xùn)，已經(jīng)感到不怎么方便了,。而裴松之完成任務(wù)后,，上呈御覽，當時的皇帝給予了贊許,，認為裴注可以“不朽”,。“不朽”當是很高的評價,，這是對裴松之復(fù)原歷史形態(tài)的認可,。也就是從裴注誕生之日起，它已經(jīng)與陳壽的本文珠聯(lián)璧合,，離開了裴注,，《三國志》的魅力是要打折扣的。
通過裴松之的工作,，出現(xiàn)在后世讀者眼前的曹操,，形象豐滿起來，從單一的《三國志·武帝紀》中的簡約化的曹操,，一下子擴大到裴注所引述的眾多材料中的曹操,。這些被裴松之引用的材料，除去專作訓(xùn)詁的以外,，用來補充史實的大致在30種左右,。而這30種左右的材料，多的是史書,，少的是史料。我們知道,，史料是編修史書的基礎(chǔ),，是史實的源頭,。在史料匱乏的條件下，判別史書敘事的真?zhèn)?，極可能陷入到孤證難立的境地,。依賴裴注流傳下來的眾多史書，無論是漢魏人作為當代人撰寫的當代史,，還是兩晉人編撰的前朝史,，相比陳壽《三國志》而言，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多情節(jié)化的敘事,。這也構(gòu)成了后世在描述曹操時出現(xiàn)言不盡意情況的源頭。
有情節(jié)的敘事可以營造歷史的情境,，但是人物一旦進入情節(jié),，就不可避免地被色彩化、感情化,。以曹操殺呂伯奢家人來說,，這一節(jié)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墒牵度龂尽の涞奂o》未載此事,。陳壽編撰《三國志》所依據(jù)的王沈《魏書》,，則講殺人動機是因呂伯奢之子和賓客起了歹意，要搶曹操財物,，曹操屬于正當防衛(wèi),；西晉人郭頒在《世語》中則認為曹操疑神疑鬼而殺人；到了東晉,，孫盛則讓曹操開口說話了,，“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后世對此事的判別,，一是殺人成立；二是王沈是魏臣,，要為老主遮丑,，且王沈《魏書》就是為時諱的書，價值不大,。其實,，這種判別依然是存有問題的。疑神疑鬼是想當然爾,，負人負我之話是否有據(jù)可查,？無人追尋,。難道距離歷史現(xiàn)場越遠，真實就會再現(xiàn),？——簡單化地對待材料,，孤證可立的傾向，正是后世讀者受色彩化影響的一種表現(xiàn),。
看待古人需在歷史時空中尋找真實
陳壽走的是簡約之路,，簡約化的曹操很難讓我們與陳壽在《武帝紀》最后評語中出現(xiàn)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做一個對號入座,；裴注相對豐富了,，但是所引材料又多史書、少史料,，可能使后人受色彩化的敘述影響,。可以說,，對歷史真實的逼近,，就是一個不斷比較、考證與思考的過程,。
后世讀者在評價歷史人物時,，往往有兩種取向。一種是在史書所提供的多樣材料面前,，戴上有色眼鏡,，先入為主地評價歷史人物，要么一棍子把他打死,，要么把他奉為神靈捧上天,。畢竟多樣的材料，可能為他們作出的任何一種決定提供佐證,?？墒牵@樣做了,，只會與歷史越走越遠,。另一種是本著去偽存真的態(tài)度，把歷史人物,，尤其是那些曾被濃墨重彩過的大人物,，還原到一個普通人的層面，去追尋他的足跡,，盡可能地在他所處的歷史時空中探尋他的真實,。這樣做了，我們往往可以看到世俗視野之外的歷史風(fēng)景，有望觸摸到真正的歷史,。
梁啟超曾言：“語曰：蓋棺論定,。吾見有蓋棺后數(shù)十年數(shù)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論人者將烏從而鑒之,。”論人向來就非易事,，種種假象與干擾,，都可能誘使人們隨俗從流，做出輕松卻武斷的結(jié)論,，或使古人蒙羞,，或為古人遮羞。也正為此,，后世讀者面對史冊,，尤需秉持公心，獨立思考,，如此才有望能更接近于歷史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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