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普通人來說,，遵守社會倫理應該優(yōu)先于政治倫理,，這就是政治的邊界,。
冬奧會冠軍周洋的獲獎感言被批評事件,，正富有戲劇性地展開著。體育局某領(lǐng)導的發(fā)言不過是批評年輕人要對國家的支持心存感恩,，增強愛國主義,。在“舉國體制”既是體制又是思維的體育界,，這個發(fā)言無可厚非，因為國家把主要的資源都投入到少數(shù)的尖子隊員身上,，而能夠走上奧運舞臺的人更是鳳毛麟角,。
“感謝父母”和“感謝國家”有著根本的區(qū)別。前者屬于社會倫理,，表達的是人的天性,。父母的養(yǎng)育之恩,，理應時刻銘記,，如果不能心存感恩，則不如禽獸,。后者屬于政治倫理,，涉及的是個人與國家的關(guān)系。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動物,，在現(xiàn)代社會中,，這種政治屬性首先表現(xiàn)為個人是生活在特定國家的公民。作為公民,，個人既受到各類法律制度的規(guī)范和約束,，也享受著國家提供的各類公共品和保障的權(quán)利。但是公民與國家的關(guān)系是有清晰邊界的,，公民在公共生活中有服從國家的義務,，國家也不能干預公民的私人生活和個體空間。
然而,，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強烈家國情結(jié)和愛國主義傳統(tǒng)的國家里,，很容易把對祖國的感情與對國家的認同混合在一起，作為制度綜合體的國家也往往取代了作為人文歷史地理綜合體的祖國,，政治倫理也隨之具有了至高無上性和無限的邊界,，凌駕在社會倫理之上，甚至干涉到日常社會生活之中,。連普通人的日常言行也不得不注意政治正確性,。文革給國人的深刻教訓之一就是，不能讓政治無限擴張,，為了政治忠誠而犧牲家庭情感,。
也許有人會說，在國際賽場上,，運動員是國家的代表,，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確,，對于每個運動員來說,，在賽場上升國旗,、奏國歌是他們刻苦訓練、努力拼搏的目標,。但對于他們來說,，完成了這些目標就是對祖國和國家的最好回報。他們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不需要用嚴密而周到的話語來照顧到各方的要求和利益，更不要用溢美的詞句來表達政治忠誠,。只要他們能夠賽出風格,，比出水平，就在國際賽場上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案兄x父母”脫口而出，正是純真自我的真實反映,。愛父母是人的天性,，理應高于其他的認同和忠誠。如果連對父母都不能心存感激,，那么其他的所謂忠誠肯定是蒼白無力的,，甚至是虛偽的。在這個問題上,，反倒是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認同邏輯：“齊家—治國—平天下”更顯得合情合理,。
對于普通人來說，遵守社會倫理應該優(yōu)先于政治倫理,，這就是政治的邊界,。但對于政治家和官員來說，他們不僅要做遵守社會倫理的模范,，更應該時刻遵守政治倫理,，因為他們不僅是普通的公民，還是公共權(quán)力的行使者,。在完成守護公共利益這個基本職責的過程中,，政治倫理絕對優(yōu)先于社會倫理。所以才會有“六親不認”,、“任人唯賢”的說法,。然而，對于一些政治家和官員來說,，政治倫理的邊界不僅不清晰,，而且毫無約束。他們可以在言論上信口雌黃,，也可以在行為上恣意妄為,。因此,，這些年來，我們聽到了許多的“雷人”言論,，也目睹了許多的“不恥”行為,。普通事件動不動就被上升到政治高度，用所謂的國家利益來擠壓公共空間乃至私人空間,。
改革開放30年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把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區(qū)分開來,，并且給前者更獨立的空間,，個人有了更多的自由，公民權(quán)得到切實的實現(xiàn),。我們應該珍惜這個成就,。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為“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提供制度上的支撐,。（作者系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chuàng)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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