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參與：階層,、階級意識提高還是經濟利益上的計較
由于多數商會史論者將商會成立視為中國資產階級形成(或者由“自在”轉向“自為”) 的標志，所以對其政治參與活動異常關心,。目前對商會政治參與的考察多停留于清末至1929 年之間,。主要討論內容則是商會在歷次國內政潮與民族主義運動中的表現，近年亦有學者開始討論商會調和黨爭等方面的活動,。
對清末民初商會政治參與的評價,，在許多論者的筆下呈“依附—離異—回歸”的動態(tài)變化。學者認為：商會成立后,，資產階級在其領導下開始有“整體”政治參與活動,，辛亥革命之際，一些商會依附革命,，但到“二次革命”,，則出現“政治大滑坡”，或政治上的“重大失誤”,。然袁世凱稱帝前后,，商會多有反對的聲音，到1920年代,，商會更有許多激烈的政治表現,，甚至開始由“在商言商”向“在商言政”轉化。究其原因,，積極表現多歸之于階級意識或覺悟的提高,，而消極表現則歸之于階級性格的軟弱與經濟利益上的計較。
但是胡光明對北洋時期天津商會的研究,，卻似乎不能得出類似的結論,，相反自1920年后，商會在政治上便日益消沉,。張桓忠雖然承認1920 年代中期，上?？偵虝φ伪憩F出“高度的參與意圖”,，但他并不認為商人有政治理想，而是反映出商人面對動蕩時局的無奈,。馮筱才進一步提出“近世中國商會的常態(tài)與變態(tài)”的解釋模式,，即把維持穩(wěn)定的商業(yè)制度，保護商業(yè)經營秩序,，充當官商交通的媒介等商會從事的事業(yè),，稱之為“常態(tài)”，而將商會短暫的政治參與，為避免戰(zhàn)事而發(fā)起的和平運動,，以及對戰(zhàn)爭的應付舉措等均劃入“變態(tài)”的范圍,。變態(tài)的行為多由時勢所推動，但在事寢后商會仍回歸本位,。
邱捷通過對粵省商團的考察,，亦認為民初廣州商人的思想意識與經濟水平均較晚清沒有多少變化。故他懷疑“以往我們也許夸大了清末民初廣州商人資產階級化的程度”,。而更多的論者則強調商會政治參與行為背后的經濟及社會性動機,。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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