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而言,，當代理人擁有了公共權力但其報酬卻與付出不相符的時候,，他便可能利用權力來損害公共利益，在追求自身利益時不惜損害委托人的利益,，這就增加了代理成本,。民主政治中之所以產生腐敗，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激勵不相容是主要的原因,，而信息不對稱則提供了可能,。在我國由傳統(tǒng)的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變過程中，囿于舊的經驗和知識,，社會普遍缺乏通過管理增加財富的理性認識,。同時，由于公共利益是一個龐大的整體,，難以量化,，人們難以將政府官員個人的努力與之相聯(lián)系，因而難以滿足官員個人的期望值,，這就誘發(fā)了代理人利用權力謀私利的動機,。而且代理人相對于人民整體來講，往往受過良好教育,，有著豐富的政府管理知識和經驗,，掌握著大量的內部信息，而這種信息資源是其他人所缺乏的,，于是在缺乏有效監(jiān)督的情況下,，政府官員腐敗屢禁不絕。
在公共權力委托—代理關系的視角之下,，腐敗是作為理性經濟人的政府官員在特定制度環(huán)境下,，利用公共權力獲取未經委托人同意的個人私利的行為。公共權力代理人獲取未經委托人同意的利益,，可以采用貪污,、盜竊、侵占國家資財?shù)闹苯臃绞?，或者采用收受第三方支付賄賂的間接方式,。因此，從經濟學意義上看,，腐敗具有以下幾個特征：存在第三方支付（行賄者）,；收受這筆支付的是代理人（官員），而不是委托人（國家或公眾）,，或者說這筆支付未上繳委托人,；這筆支付在本質上能夠給當事人帶來預期收益,。
顯然，一個腐敗的政府官員要么是貪污侵占,，運用公共權力直接獲取私利,；要么是向第三方敲詐勒索、索賄受賄,，運用公共權力間接換取私利,。所以，在發(fā)生形式上可以將腐敗劃分為直接的貪污型腐敗與間接的賄賂型腐敗,。在直接的貪污型腐敗中,，政府官員是運用公共權力，直接獲取私利,，直接貪污,、盜竊、侵占國家資財,。腐敗行為的主體只涉及腐敗者本人,，而不存在第三方當事人，不存在市場交易過程,。貪污型腐敗的發(fā)生,，取決于政府官員手中權力的大小、支配資源的多少,、風險承受能力的高低和信息的優(yōu)劣,。一般而言，隨著政府對市場干預程度的加深,，公共權力配置資源的力度加大,，政府官員直接掌管的公共財物增多，官員相對于委托人的信息優(yōu)勢增加,，外界監(jiān)控的困難加大,，貪污型腐敗的發(fā)生概率就會上升。反之則相反,。而在上述制度因素固定的情況下,，官員貪污腐敗的發(fā)生概率就與其風險承受能力呈正比。
正如蘇珊·羅斯－艾克曼所言：“有時候政府官員是在直接盜竊國家財產,，但當私人賄賂有權分配公共利益或成本的政府官員時,，更引人注意和復雜的事情發(fā)生了?！痹陂g接的賄賂型腐敗中,，政府官員是運用公共權力間接換取私利，敲詐勒索、索賄受賄,，收受第三方支付的賄賂,。這可視作一種市場交易過程，其中的第三方當事人（即行賄者）是腐敗行為的需求方,，政府官員是腐敗行為的供給方，由此產生一個腐敗市場,。在市場經濟中,，由于政府廣泛干預經濟運行，障礙了稀缺資源的自由流動,，從而能夠給私人廠商（第三方）帶來特殊利益（或降低成本）,，產生了所謂的“租金”。為獲取這種額外利潤,，私人廠商相應地開展尋租活動,，向政府官員支付賄賂，由此產生賄賂型（交易型）腐敗,。因為這種腐敗與尋租活動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故又稱尋租型腐敗。對于中國這種正處于轉型期的國家來說,，賄賂型腐敗的發(fā)生與社會轉型時期新舊因素交替混雜的特定制度環(huán)境密切相關,，這也將是我們應該深入研究的重點。
（作者系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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