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杭生：確實，當代中國社會的思潮非常復雜,。我也經(jīng)常上各種傾向不同的網(wǎng)站。大家都會發(fā)現(xiàn),，對于同一個社會現(xiàn)象,，不同傾向的學者的觀點不僅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因此產(chǎn)生了左右之分,。左右實際上是對同一問題的兩種比較極端、比較片面的觀點,。我是不同意走極端的,，因為歷史證明，不論在理論上,，不論在實際上,，走極端的后果總是不好的，經(jīng)不起時間和歷史考驗的,。因此,，我對自己的要求是既要避免“左”，又要避免右,，力求避免走極端,。例如，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我從英國進修回來不久,，就寫過一篇題為《正確看待現(xiàn)代西方哲學》（《紅旗》，1986,，第三期）的文章,，主張要實事求是、具體分析地看待現(xiàn)代西方哲學,，既要避免全盤否定的這一極端,，又要避免全盤肯定的那一極端。同樣,，在后來看待階級階層的問題上,、傳統(tǒng)現(xiàn)代的問題上、在看待所謂“價值中立“的問題上,、在看待社會進步和社會代價,、社會協(xié)調(diào)和社會失衡的問題上等,，我對自己的要求，也都是如此,。正是因為這樣,，我在一些人看來很右，在一些人看來又很“左”,，開始我也很苦悶,，但后來，我感到左右是不可回避的,，對涉及社會利益的社會現(xiàn)象總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關(guān)鍵是要自己正確定位,。我自己的定位是“不左不右”,。為此，我還為自己寫了一副對聯(lián)：上聯(lián)：是“左”是右任人說,，下聯(lián)：不“左”不右行我路,；橫批：我還是我。當今的中國社會是中外古今思潮的匯集點,。我覺得在社會政策問題上,，包括在社區(qū)建設的問題上，都有這樣的問題,。也正是這樣,，我提出了建設性反思批判思想，我們應當實事求是的肯定該肯定的東西,，否定該否定的東西,，所以，我的立場就是人大的校訓“實事求是”,。你一進人大的校門就可以看到“實事求是”的石碑,。“實事求是”既是校訓,，也是我對自己的要求,，也是我對我的學生的基本要求。在這里,，我要特別強調(diào),，不“左”不右行我路，并不是“價值中立”,，因為“不‘左’不右”本身就是一種價值,。把“不‘左’不右行我路”這種價值，說成是“價值中立”,，是一種誤解,，是不合邏輯的。眾所周知,，我一向是對“價值中立”采取分析批判態(tài)度的,，我曾多次著重指出： “價值中立”作為一種來源于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是一個在總體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會科學方法論原則,，是一個在國外學術(shù)界有嚴重分歧,、毀譽參半、仍難一致的爭論問題,，是一個在本質(zhì)上與馬克思主義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論命題,，因此，對它極有必要采取具體分析的態(tài)度,，既不能全盤肯定,，把它夸大為我國社會科學的普遍的方法論原則，也不能全盤否定,，將它說得一無是處,，連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認了?！皟r值中立”總體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學與價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價值的客觀主義、實證主義傾向,，這使它在認識功能和價值功能統(tǒng)一的社會科學中成為不可能實際遵循的東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擺脫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強調(diào)客觀性和科學性的合理因素,，但這種合理性是以推向極端的形式存在的,。
童 瀟：今年是新中國建國六十年，記得去年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中國社會學,，《教學與研究》,、《江蘇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返入s志都刊發(fā)了您的相關(guān)論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還出版了您主編的《中國社會學三十年》,，今年《中國社會科學》第二期還隆重推出了您的論文《改革開放三十年：社會發(fā)展理論和社會轉(zhuǎn)型理論》,。這些論著全面總結(jié)和回顧了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社會學和社會的發(fā)展。這里,，能不能請您以建國六十年為背景,，談談對中國社會建設六十年的一些想法？
- 2009-10-21鄭杭生：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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