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查閱中國古代變法文獻資料的過程中,,產(chǎn)生了這樣一個觀點:古代變法之所以多以失敗收場,不僅沒有解決社會上已有的深層次問題,,還積累了新的矛盾,,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與不成功的“吏治”有很大的關(guān)系。
例如,,北宋后期的王安石變法,,是歷史上較有影響的事件。北宋后期,,社會積累了許多矛盾,,官民關(guān)系緊張,,國勢衰頹不堪,,非變法不足以進步,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王安石被推上了變法的舞臺,,并從均輸、青苗,、保甲,、免疫、市易,、保馬,、方田、農(nóng)田水利等多方面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變法,??蛇@場變法還是失敗了,究其原因,,還是王安石在變法中所依靠的官吏的貪贓不法所致,,從而敗壞了變法的名聲,給保守派以可乘之機,。如作為變法集團的骨干之一的呂惠卿,,為求名利,投王安石所好,,“每見王安石,,論經(jīng)義,意多合,,遂定交”,,可王安石第一次“罷相”之后,呂惠卿見變法不利于己,,馬上反戈一擊,,對王安石“極力排之”,,必欲去之而后快。這個呂惠卿不僅在政治上首鼠兩端,,還十分“貪冒”,,為母丁憂,貪錢“萬五千”,,并在家鄉(xiāng)(福建泉州)霸占良田“千頃”,,被時人評為“有盧杞之奸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不僅呂惠卿如此,同為變法重臣的章惇,、曾布等人也是貪得無厭的“涂污公卿”,、“敢行非度”的人。對于這些人,,《宋史》把他們列入“奸臣傳”,。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正因為這些大大小小的官員把整個變法事業(yè)弄得烏煙瘴氣,,王安石只好去相,隱退江寧,,第一期變法失敗,。王安石晚年深知自己的變法為呂惠卿等人所誤,時常在自己的桌子上書寫“福建仔”仨字以泄恨,。
宋哲宗上臺后,,覺得王安石變法還是有成績的,不能全盤否定,,于是又啟用了一批王安石變法集團中的舊吏如蔡卞,、林希、周秩,、曾布等人,。可這批人重新掌權(quán)后,,不以變法為務(wù),,除“貪斂財物”外,就是對神宗元祐年間反對變法的人士(史稱“元祐黨人”)進行瘋狂報復(fù),,“協(xié)謀朋奸,,報復(fù)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連司馬光、呂公著這些已死的朝中碩儒元老也被“掘墓拋尸”,,極其悲慘,。一場偉大的變法事業(yè)演變成了官吏之間的財富、權(quán)力之爭,,經(jīng)此一折騰,,北宋王朝氣數(shù)全盡。
像上述這樣的歷史事例,,史不絕書,,而且社會越是處于變法階段,“吏治”問題就更加突出,,這些需要在變法中解決的吏治問題從沒有認(rèn)真解決過,。可以這樣說,,是“吏治無功”,,使歷史上多次變法功虧一簣,;“吏治無法”,,使中國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一再陷入“官逼民反”的周期性社會動蕩。
歷史的經(jīng)驗值得注意,。我們今天的改革開放盡管與封建王朝的變法有根本不同,,但從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中深層次問題,使社會能和平,、有序地向前發(fā)展這方面來看,,古代的變法與今天的改革有一致之處。古代變法中存在的“吏治”問題,,今天仍然一定意義上存在著,,如借改革之名中飽私囊,借改制之名侵占國有資產(chǎn),,官商勾結(jié)等,,因此,對官員的治理問題非常重要,。明朝改革家張居正曾言:“吏不治則民慢,,吏貪則民苦,要治天下,,當(dāng)從吏始,,不嚴(yán),何以治之,?”縱觀古今中外歷史,,真正的改革本身也是一場革命,,既是革命,就必須要有革命的領(lǐng)導(dǎo)者,。在當(dāng)代中國,,承擔(dān)這種社會變革重?fù)?dān)、具有引領(lǐng)功能,、體現(xiàn)社會權(quán)威的是政府及各級官員,,他們的行為正確與否,道德水準(zhǔn)高低與否,,榜樣作用大小與否,,為政清廉與否,都與改革能否順利進行,,關(guān)系極大,。
(作者為廣西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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