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本書作者在記錄和研究“文革”歷史時,，能夠跳出個人的視域，以更廣闊的人類文明視野去認識這段歷史,，具有難能可貴的客觀和冷靜的立場,。作者著史的立場是否客觀,，決定了其落墨的分寸和把握史實的能力,。這對于當代史的研究,，尤為重要,。當代人研究當代史,，往往會因為自己的人生境遇而帶有強烈的情感因素，難以超然于物外,。在回憶錄寫作中,，這種情況更為普遍,。時下坊間的許多回憶錄，當事人還是陷入過去歷史思維之中,，仍在計較個人恩怨是非的糾纏中,。這樣所記述的歷史也就不能不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免不了文過飾非的遮遮掩掩,，其真實性是要大打折扣的。
“文革”回憶錄的情況更是如此?！拔幕蟾锩笔且粓鰞|萬人民卷入其中的內(nèi)亂，人們在階級斗爭的棍棒驅(qū)趕下相互撕咬,，很難有全身而退者,。但是，時下一些“文革”回憶錄的作者,，總是喜歡把自己打扮成“落難英雄”,，有意無意地回避自己在運動中的糗事,、錯事,，通常是諉過于林彪、“四人幫”的罪惡,，有些甚至還移植到他人身上,。可見,，如果作者沒有深刻的自我反省,，無法超脫過去，是不能做到客觀公正地對待歷史的,。能夠直面自己,，才能夠直面歷史。
本書作者是對自己有深刻反省的,。如閻長貴在書中所說：他是抱著“奪取政權(quán)沒趕上,，保衛(wèi)政權(quán)不能夠落后”的思想動機,，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這是他的由衷之言,，也代表了當時多數(shù)運動積極分子相當普遍的心理,。這種心理無疑是純真的，但在這份純真背后赫然顯現(xiàn)的是時代打在他們身上的政治烙印,。以當時的政治標準看,，他當年信奉“文化大革命”是真誠的，把江青看作“毛主席無產(chǎn)階級革命路線的執(zhí)行者和代表者”是真誠的,，為能成為“大批判”的槍手而自鳴得意,，為能直接服務(wù)在“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而誠惶誠恐。事后,，他反思自己也是真誠的,，檢討當年的思想行為是“完全錯誤的”，把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公諸于眾,。正是由于本書作者具有的反思精神,，能夠坦然地面對過去，這就給他們帶來了研究歷史的嚴肅性和客觀性,，使他們所做的歷史記錄比其他人更為真實,。
在“文革”史的研究中，僅僅有自我反省精神是不夠的,，要做到客觀、公正,，還必須跳出傳統(tǒng)的政治化的歷史研究思維,。在中共黨史學(xué)界,，有一種僵化的寫作范式,，對歷史人物或是神圣化,，或是妖魔化,，把復(fù)雜的歷史現(xiàn)象簡單地圖解為一部好人與壞人斗爭的漫畫,。這種歷史著作是不會給人們?nèi)魏谓桃娴?。本書的寫作,，則是完全跳出了模式化的窠臼,。作者抱著還原歷史的客觀態(tài)度,，努力做到“不溢美、不隱惡”,，即使對林彪,、江青,、陳伯達這些負面人物，也俱是如實地記載,，并不因他們是壞人而任意潑臟水,。只有對歷史的負面人物也實事求是,，才能深化歷史研究,。如在《“旗手”風(fēng)波》一文中,，作者對“文革”運動中如何給江青冠以“無產(chǎn)階級文藝旗手”名號的來由進行了考辨，披露了一段江青不贊成“旗手”提法的獨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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